近日，有市民发现，正在销售的英语教材《大学英语新题型水平测试》下册（第二版）里有错误80余处。

　　诚然，图书允许存在差错率。我国《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指出，“差错率不超过1/10000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合格。”不过，一本英语教科书如此高的差错率已超出合格标准。除市民发现的问题之外，据曾使用该教材的老师介绍，该书中的一些试题，重要信息出现错漏，学生无法答题；书里多处出现词不达意、理解错误等情况。

　　如今，这本英语教材的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办工作人员称，经过初步调查，该书的一些错误可以确认。他表示，正在研究，准备通知经销商下架。能知错，有所行动，值得肯定。但不能将教材“下架了之”。

　　近年来，教材常常“出错”。张作霖之孙曾指出，2007年前人教社高中历史教材中“张冠李戴”，张作霖的照片并非其本人，而是湖南督军何海清。2010年9月，有家长指出鄂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中，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误写为“我寄悉心与明月”；还有，教科书的插图问题多多，比如，孙膑坐上轮椅车、荀子竟然读起纸质书等。2013年，郑州市一位老师还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材出错一事，将其告上法院，最终出版社道歉并承认了该教材上的6处错误而“下架”。由此可见，出版社仅仅或道歉，或“下架”依然不能画上句号。类似现象依然时有发生。

　　教材频频出错，究其原因，既说明缺乏认真负责精神，又说明缺少监督机制，没有建立追责制度。出版流程中的“三审三校”，沦为走过场。

　　教材不仅是传承知识的重要载体，也是培育科学精神的平台。教材不同于一般读物，是一种能够精准、高效传播知识的纸质媒介，教材一旦出现知识性差错，会对学生造成长期的影响。对于教材出错，还是应该持“零容忍”态度。首先，严格遵守出版流程，厘清有关各方责任。教材的出版应经过更复杂更严格的程序。出版社在初稿完成后，应该邀请一批专业人士和教师进行“挑刺”。教育部门应改革教材编写、审定与纠错机制，在教材出版之前及时将存在的错误纠正。

　　其次，教育主管部门要改革教材出版管理体制，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公开招标遴选出优秀教材和出版社，这样才能倒逼其对自己的作品负责，强化教材出版责任意识，才能有效降低教材的出错率。

　　再次，要避免教材出错，要建立一整套教材出版责任追究制度。教材出错，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比如，让粗制滥造者为教材出错埋单，将出版方纳入教材招投标的黑名单、启动教材召回制度等，这些应成为出版教材的一种共识，也是最基本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