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仅承袭了“左祖右社”的规制，还在国家殿堂的装饰上倾尽心力，流传至今的以《江山如此多娇》为代表的一批作品都标志了高峰所在，看看当时的阵容无一不是公认的大家，哪有江湖画家染指的可能（关键是江湖画家根本不去想，而现在是努力去想）。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首都机场壁画群，那种代表国家艺术形象的公共艺术工程，依然在主流的层面上表现出国家的特征。现在的情况逆转，随着主流画坛的日益江湖化，江湖画家中既有帽子戴得很端正的正规军，也有帽子歪戴着的杂牌军和民团，一大批劣质中国画涌进了国家殿堂，改变了国家殿堂的艺术形象，也降低了国家殿堂的尊严。今天谁来主导国家殿堂的装饰，哪些位置该挂画？挂什么样的画？挂谁的画？应该建立基本的章法，因为国家殿堂和国家机构不同于星级酒店，应该有着代表国家的艺术形象。显然，教育的缺失在今天已经表露出来，否则，那种恶俗的牡丹和山水如何能够堂而皇之？

　　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是专业定制，既有题材的考量，也有形式的安排，并不是什么都可以。拿牡丹来说，画家通常所画只是四尺八尺而已，花不过碗口大，但到了殿堂之中，几倍几十倍于平常，如果还是四尺八尺的气局，那花就要画到脸盆大以上，如此的不堪可以想象。牡丹是中国花鸟画中比较难画的题材，往往是上手即俗。虽然有“花开富贵”的寓意，那是民间的期盼，与文人的理想还是有距离，文人还是以梅兰竹菊为主体。尽管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刘海粟等都有过牡丹题材的作品，显现出大师的不同一般就在于没有俗气，把俗的画成雅的。而当代缺少这样的高手，而有的能够画满纸牡丹而不俗的则少之又少。因此，国家殿堂中挂大幅的满纸牡丹要慎之又慎。

　　传统中国画有它的局限性，如何在公共空间中呈现是传统艺术走向现代化的考验，经历20世纪中期的发展，有其成功的经验，然而，当下的不足是人的问题，有兵无帅；公共性的问题是教育的不足，审美教育的严重缺失。因此，它继续考验传统中国画的当代发展，同时也在考验当代中国社会的审美。

　　（节选自2016年9月12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