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文化人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形象。说到晚清，说到民国初年文坛，会想起南社，想起南社的三位大佬，想起柳亚子，想起陈去病，想起高旭。

　　柳亚子是吴江黎里人，陈去病是吴江同里人，高旭是上海金山人。金山离吴江很近，曾属于苏州专区，说南社是吴江人玩出来的，没什么大错。吴江是南社的“大房”，两个字要用吴语念才有味道，才有气势。根据统计，除了发起者占三分之二，最初的南社会员共计228人，吴江人占27名，这数字更有意义，说明南社源起吴江，影响绝不是吴江一地。

　　南社是个标准的文人社团，却涵盖了与北方清朝政府对立的雄心。第一次雅集的17人，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因此南社也是革命党人的集结地。文人纸上多谈兵，尤其年轻的文化人，南社在文坛上的地位，很显然不是诗文有多好，文学地位有多高，是非常激进的观点。晚清时革命就是排满，东南义旗大举，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

　　历史上的革命，且莫看轻了纸上谈兵，考察晚清历史，甲午大海战，废除科举，包括此前太平天国的兴起和灭亡，都与文人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事实上，也是从晚清开始，人们开始相信笔杆子，笔杆子不行，才转而相信枪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

　　喜欢南社的不可一世，舍我其谁是文化人所必须，都说现代文学开端于五四，如果让我来写文学史，便要以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和南社的诗歌革命为开始。五四运动最真实的口号是“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引申出来的口号是科学和民主，非要说我们的文学源自这些口号，多少有些想当然，多少有些自说自话。

　　南社遭遇的最大困惑，清朝说灭亡就灭亡，革命失去对象，名成功就造成困惑。仍然以南社三位大佬为例，高旭最后成为北洋政府议员，在曹锟贿选时不清不楚。陈去病拒绝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江苏省主席，不是不想做官，是政见不合。柳亚子应毛泽东邀请去了北京，他老人家倒真想做事，结果却牢骚太甚。

　　文坛自古以来都是诗坛，诗人永远老大。南社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然而它没落也是因为古诗凋零。五四以后，小说家逐渐执文坛之牛耳，越来越时髦，越来越被大众认同。于是回忆南社，难免一种凄怆，惋惜他们失去的文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