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丁纯

　　6月24日，英国退欧公投以令人惊讶的51.9%赞成对48.1%反对的结果，宣告英国民众最终选择了退欧，成为今年首个起飞的“黑天鹅”，不仅开启了欧洲一体化的反向进程，也将涌动已久的“去一体化”、“去全球化”和“反精英”潜流显性化。

　　历史惯性与现实困境

　　英国退欧绝非偶然，背后蕴含着一系列历史和现实交织、内外缠绕的深刻成因。

　　首先，“光荣孤立”禀性使然。历史上，长期孤悬海外的岛国地理位置使英国坚持“均势政治”的对欧政策。尽管时过境迁，但“光荣孤立”的传统心态和思维习惯依旧，成为英国退欧天然的民意基础和土壤。

　　第二，实用主义的考量使英国社会对欧洲一体化始终三心二意。二战后，英国组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对峙法德为首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尽管英国最终还是基于经贸等实用主义的考虑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英国认同的一体化目标始终是以国家为主要出发点，有限让渡主权的邦联主义理念。因此，英国与欧共体，以及此后的欧盟间龃龉不断：加入伊始，就是否留在欧共体进行过首次公投；撒切尔时期则纠缠于共同农业政策和预算摊款份额问题，反对统一的“欧洲宪章”等；布莱尔执政时期，拒绝加入欧元区；卡梅伦时期则反对签署财政契约等……这些均是实证。 

　　第三，现实问题的困扰和催逼是直接推手。一方面，英国人认为，作为欧盟成员的英国无法行使边控主权以控制和阻止大量中东欧移民的涌入，而他们分了社会福利，抢了就业岗位。另一方面，英国人觉得英国向欧盟缴纳的费用过多，一直当净贡献国不公平。他们还觉得欧委会等欧盟机构官僚主义严重，决策不民主，反对进一步让渡主权。而经济危机中，不属于欧元区的英国情况反而好过欧元区国家，加深了英国的离心倾向。更重要的是，英国认为欧盟金融监管有损其经济强项，因而强烈抵制。

　　第四，英国政治家的刻意操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支持留欧的前首相卡梅伦，为了平息党内退留两派纷争、确保赢得2015年大选，尤其为了能蝉联相位，无视广泛存在的退欧情绪，承诺进行退欧公投，而这无疑是场豪赌；以科尔宾为首的工党尽管支持留欧，但党心涣散，无所作为；而法拉奇领衔的英国独立党和以鲍里斯为代表的保守党内退欧派则大肆利用难民、移民和主权等问题误导、威吓民众，回避退欧代价和真正退欧后的处理方案。英国政治领导人和精英阶层，无论留欧派还是疑欧派，均既无思想准备，更没缜密应对计划。

　　第五，从上世纪90年代的工党布莱尔政府到保守党卡梅伦政府，长期忽视中下层利益，对全球化冲击应对不力，造成社会贫富分化、民意对立严重，导致公投被相当一部分民众视作表达不满和发泄的渠道。

　　英国脱欧反映的不仅是英国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热情的消退，更是目前欧盟和欧洲一体化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内民主赤字日益扩大，欧债危机、难民危机、乌克兰危机、疑欧和信任危机齐聚带来的各国“去一体化”、民粹主义泛滥；为民粹主义和民主形式绑架的欧洲精英，和从欧盟到各国政治领导人的无所作为、得过且过，使其日益丧失对公众的影响力和可信度，在为民粹主义准备温床的同时，也造就了眼下盛行的反精英和塔西佗陷阱，从而阻碍了一体化的进一步前行。

　　全球化迎来新阶段？

　　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首先，公投及其结果体现并加剧了英国社会的撕裂，造成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对立、地域对立，以及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对峙。

　　其次，给英国和欧盟出了一道艰难的选择题，严重冲击欧洲一体化。对英国来说，以伦敦金融城为核心的金融业在英国经济中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欧洲统一大市场是其加入和留在欧盟和继续一体化的主要关注和诉求。但脱欧所反映的民众恐惧外来福利移民、要求管控边界行使主权等呼声也不容忽视。目前，有关脱欧的政府、高院和议会的博弈既是内部权力的角逐，更是一出对外的双簧。对欧盟来讲，商品、人员、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是不容谈判的天条和底线。况且，如何惩罚英国这个“逃跑的姨娘”着实是个棘手难题：一方面，需要以儆效尤；另一方面，无法真的一拍两散，如何避免双输局面极度考验智慧。脱欧也将使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五星运动和德国选择党等大受鼓舞，一体化将遭遇重大挫折。另外，脱欧或许也开启了全球化另一个阶段的转折点，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最后，对中国来说喜忧参半。英国脱欧给世界经济和政治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当美国出现了非建制的新总统特朗普以后更是如此。脱欧也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欧盟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中欧关系有相当影响。而相对更加主张自由贸易和投资的英国脱欧后将不受欧盟共同贸易政策等束缚，更需要拓展与非欧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联系，加强与深化对华经济联系，甚至开启自贸区谈判。当然，两国经贸关系定位很大程度还取决于英欧谈判的结果，中英黄金时代的接续还需双方的努力和智慧。

　　不满➡逆袭 美国人制造“特朗普冲击”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吴心伯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使全世界都大出意外。然而，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人们将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特朗普冲击”的效应。

　　选举制度的得益者

　　特朗普当选首先得益于共和党内的初选制度。民主党和共和党初选制度不同，民主党有超级代表制度，防止党内出现极端的候选人。而共和党未采取这种制度，让不代表主流价值观的特朗普出线成为可能。

　　其次，他得益于美国赢家通吃的选举人团制度。从普选投票数量看，希拉里比特朗普高，但特朗普获得的选举人票数超过希拉里。在一些关键州，哪怕特朗普只多一票也能获得该州的所有选举人票。所以，尽管希拉里总票数更多，但多得不是地方。

　　再者，选举过程的戏剧性。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决定重启对希拉里“邮件门”调查，希拉里原本十几个百分点的领先势头突转急下，决定性地影响了选举结果。

　　从得票情况看，特朗普主要得益于蓝领工人。他们曾过着中产阶级生活，但全球化发展和美国经济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合理，使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贫富悬殊不断扩大，他们的失望转化为愤怒，而特朗普攻击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移民政策和华尔街大利益集团，给他们带来了改变处境的希望，让他们成为最热情的支持者。希拉里则因丑闻失去了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而她也未能煽动投票热情。

　　特朗普也得益于美国民众的不满心理。两党政治出现问题，人们对现有体制不满。而希拉里作为现有体制的典型代表，自然成了不满的对象。特朗普成功地利用了这些不满，提出了一些具有改变现状意味的口号，于是获得了更多支持。

　　将有一番大破大立

　　特朗普入住白宫必然会带来一些变化。

　　内政方面，特朗普将大幅收紧移民政策、修改医改法案、推进减税措施、重振制造业、阻止美国企业将生产基地迁至国外、放松金融监管、增加军费开支……凡此种种，意味着特朗普在内政上将有一番大破大立，但如调整力度过大、步子太快，将不可避免引起民主党和其他利益受损群体的强烈反弹，加剧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

　　外交上，预期特朗普将会有如下举措。

　　其一，进行适度战略收缩。特朗普具有孤立主义色彩，但鉴于美国所拥有的重大海外利益，他不可能真正推行孤立主义，很可能奉行有选择的参与和干预战略，着眼于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维护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东亚的传统利益，同时也会要求盟国更多承担安全责任。在多极化背景下，特朗普不试图巩固美国的单极地位，不积极扩张在欧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有可能与中俄等大国达成某种地缘政治妥协。

　　其二，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上踩刹车，甚至开倒车。特朗普将搁置奥巴马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甚至可能像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那样退出《巴黎协定》。此外，他对亚太经合组织等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和投资自由化的机制兴趣索然。

　　其三，改善美俄关系。特朗普对借北约扩张进一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兴趣不大，因此将由欧洲伙伴负责处理乌克兰问题，美国参与但不主导，减少直至全面取消对俄制裁，以换取俄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提名有“亲俄”背景的蒂勒森为国务卿，显示其谋求改善美俄关系的强烈意愿。

　　其四，亚太政策淡化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的痕迹。继续重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但谋取利益的手段会有变化。经济上对多边安排兴趣下降，更多依靠双边安排。战略上既不像奥巴马政府那样积极谋求制衡中国，也不会大力推进与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合作，而是要求日韩更多负起自身的安全责任。朝核问题将取代南海问题成为其首要的亚太安全关注。

　　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中国，特朗普将追求实际利益，注重“谋利”而非“谋势”。他会淡化对华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不与中国在西太平洋强力开展地缘政治竞争。特朗普也会欢迎中国扩大对美投资。鉴于特朗普希望扩大对华出口，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他有可能在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控制和能源出口方面有所动作。提名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布兰斯塔德任驻华大使，表明特朗普希望推进对华经济外交。

　　另一方面，意图重振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的特朗普会更看重传统贸易，更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与奥巴马时期相比，中美经贸摩擦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特朗普决心加大国防投入，可能导致美国对华军事优势进一步扩大。此外，美台关系值得关注。事实上，特朗普当选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已引起普遍关注和担忧，至于他上任后会走多远，拭目以待。在多边层面，美俄关系如果大幅度改善，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俄关系发展。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也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的重要增长点和亮点，而特朗普对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将意味着中美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