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开创事业

　　正是因为父亲的宠爱，钟福梅打小就走过了中国天南海北、不少地方，令她视野开阔，心胸也比同时代的女性来得更为宽广。钟福梅小学读书是在北京的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小。后来因为打仗，钟老先生带着家眷又从北京南下来到杭州，在杭州中国农工银行做经理。后来又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人打到了浙江，钟老先生又携全家来到上海。

　　上个世纪20年代，当时身在北京的钟老先生，与马寅初先生成为好友，经常往来。据钟福梅说，他们在北京过春节，初一不拜年，唯独“马伯伯家是个例外”，是一定会去拜年的。马寅初先生是浙江嵊州人，钟夏生先生是浙江诸暨人，同属浙江绍兴市管辖，所以是同乡。同样客居异乡的两个老乡，当然就走得比较近了。钟、马两位虽是浙江人，却都爱看京戏、爱看梅兰芳的戏。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这样的剧场，看戏在游艺园，就像上海大世界一样的。有一次，钟老先生做东，邀请马寅初观看梅兰芳的演出，作陪的还有上海交通银行的张胜一（音）。由于相识，梅兰芳先生还在钟老先生的扇面上题了四个字，“梅兰同春”。钟福梅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场拿了五块钱，作为润笔谢了梅兰芳先生。后来因为打仗，老是“逃难”，这把珍贵的扇子也在几次辗转迁徙中失落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如果知道今后自己的女儿会从事昆曲事业，想必钟福梅一定会把这把扇子，当成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有加地珍藏起来的。北京生活期间，另外一件事让钟福梅难以忘怀的就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她跟随父亲排队去瞻仰孙中山的遗容。钟福梅清楚地记得，那个地方以前叫中央公园，孙中山去世后改叫中山公园，就是现在天安门城楼边上的中山公园。

　　虽然在北京的十余年，经历了军阀混战。但是因为钟老先生理财有方，也积累了相当的财富。20世纪30年代，钟老先生带着夫人和女儿钟福梅，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开创自己的事业。和一位也是浙江同乡、一个温州人成为合伙人，在上海九江路开办了属于自己的“瓯海银行”。

　　除了钟福梅，钟老先生膝下还有一儿一女，都毕业于上海的复旦大学，也算得上学业有成。不过，他们两位的婚姻算不上幸福。

　　那是上个世纪的30年代，钟老先生已经落户上海，开办了“瓯海银行”并亲任行长。有一次，钟老先生坐船去宁波，看到一个年轻人，拿着一条席子，席地而坐在五等舱的外面走廊上，钟老先生一看这位年轻人相貌端正、精神不错，便上前与他攀谈。交谈之时，这位青年的母亲也来了，经介绍，原来这母子俩也是有些来头，他们是老牌子“王星记”扇庄的东家，只因手头缺了点儿“头寸”正在犯难。

　　说起“王星记”扇庄，也是大名鼎鼎。“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一提到扇子，大家就会想到“王星记”。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王星记”，与丝绸、龙井茶齐名，并称为“杭州三绝”。

　　追溯“王星记”的品牌历史，就是一个“扇子王国”的传奇故事。杭州的扇子在宋朝时就负有盛名。清朝光绪元年，扇工王星斋在杭州开出了“王星记扇庄”。王星斋出身于制扇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制扇工匠。王星斋自小随父学做扇子。他在继承父辈手艺的同时，苦心钻研，20多岁就已经成为当时杭州制扇业的砂磨名匠。王星斋艺成后，在杭州三圣桥“钱部记”扇子作坊做砂磨工。附近周叶闻弄有个陈益斋开设的贴花制扇作坊，专为“舒莲记”老扇庄加工制作高级泥金花扇。陈益斋一家人都是贴花能手，贴花是加工泥金扇面的一道主要工序。陈益斋知道王星斋手艺好，人能干，就招他为女婿，把自己的长女陈英许配给他。陈英在其父亲的传授下，亦做得一手好泥金扇，贴花洒金。婚后，家里就是一个小作坊，夫妻二人既有传统祖传手艺，又勤俭刻苦，选料认真，制作精细，慢慢积累了一些资本。在其岳父帮助下，又自立扇庄，精选一点货坯，夫妻二人精工细缕，制造一点成品去零星贩卖。当时能做这种高级花扇的作坊不多，而王星斋制作的扇子又特别精巧，独具风格，销售快，赚头好，因此发展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