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就会发现，一辈子其实做不了几件事。我说的“事”不是指油盐酱醋茶，这事儿人人天天都得做，活着就离不开这个。

　　我指的是真正对本人能安身立命、对社会也有所助益的事。

　　在这个心浮气躁的时代，要让人专心做好几件事，乃至只做一件事，简直是一种苛求。在我的友人中，只有周补田先生能坦诚直言地批评我三心二意、胸无大志。他批评我，我总是虚心接受，却也屡批不改。但我打心眼里钦敬他，他有资格有底气这样批评我，因为他一生只做一件事：绘画——油画——且只画与海军生活相关题材的油画。

　　１９７４年底，我从苏北乡村顺利通过体检入伍至东海舰队后勤俱乐部。经过新兵连的训练，分配到俱乐部，接收我的顶头上司是俱乐部的文化干事、刚穿上“四个兜”干部服的一位２７岁的年轻军官。他就是现已年近古稀的周补田先生。我发现，这位大家称为“周干事”的年轻军官，除了管理俱乐部部分日常机关文化生活事务，其余时间皆埋首在画室画画。那时，他已是东海舰队颇有名气的年轻艺术家，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他的一张以水兵头像为画面的宣传画，张贴在军营的墙壁上。常常见机关不少来自门诊所、通信部门的女兵含情脉脉地到他画室观赏他的画，有的似乎很希望成为他的模特儿。我想，他的军装从“两个兜”（士兵）增加到“四个兜”（干部），应该也是因了他的那支画笔。部队宣传需要这样的稀缺人才。

　　记不清了，我刚踏进俱乐部放下背包时，这位顶头上司给了我哪些“训导”？俱乐部的文化氛围和图书室几千册藏书，给我继续中学时代的文学梦提供了基层部队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我继续阅读、写作、四处投稿，与周干事的绘画追求如同互不交叉的平行线。偶尔也有相通相融的时刻——冬夜围炉，他一边涂抹油彩，一边听我朗读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听到有趣处，会心大笑。对我的“不务正业”，这位周干事不但从未批评过，而且多是激励和褒奖，在经历持续退稿后，终于有一天《浙江日报》刊发我的杂文，《杭州文艺》的编辑专程到宁波东钱湖来找我谈小说稿的修改了。

　　随着时日的推移，周干事数十年不变的是他对艺术的那份痴迷。饭堂——画室——卧室，三点一线，如此积年累月、心无旁骛地不懈笔耕，会成就怎样的人生气象？在俱乐部当兵四年，我即调至解放军报。虽然见面机会极少，但却不断获得他的作品参加全军、全国美展，获得各种金奖、铜奖、大奖，印上邮票发行，被中国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等国内外机构收藏的讯息。

　　有些艺术家常为创作题材的枯竭而烦恼，而补田似乎从未为画什么烦恼过，大海、舰艇、水兵，给了他取用不竭的灵感。他的笔端只指向一个门类——海军生活。他的摇曳缤纷的油彩，伸入到海军生活的角角落落。在他的笔下，既有《相聚太平洋》、《中国军舰首访美利坚》、《维和之士》、《郑和下西洋》等大气磅礴、涛声激荡的宏大制作，也有如同小夜曲般的充满生活情趣的微观小品，如《浴》、《摇篮》、《大海的新娘》、《戏海滩》等。高山观澜与滴水察幽，历史回眸与贴入当下，在他的笔下同具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给人以回味无尽的审美享受。

　　周补田先生抵达的艺术高度或许见仁见智，但他的不可取代性却是无可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