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京与张冠生先生见面聊天，他曾长期为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做助手，新近写了一本很特别的书，以书话体的形式为费孝通立传。

　　张冠生跟我说起一件费孝通丢失译稿的往事。1935年夏天，新婚燕尔的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在蜜月中合译完成《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是比利时传教士许让用法文出版的一部甘藏边境地区土族研究专著，此书引起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的王同惠的关注，她向费孝通提议一起翻译，作为他们爱情的纪念。费孝通在清华园完成体质人类学学业后，得到恩师吴文藻先生帮助，去广西大瑶山进行考察，王同惠决定与他同行。赴桂前，两人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随后去太湖鼋头渚小住，正是在此两人译竣了此书。不料，当他们进入瑶山工作时，费孝通误踏虎阱，身负重伤，王同惠下山求援，途中坠崖落水，以身殉职，是日，他们新婚仅一百零八天。自此以后，费孝通备受磨难，两人天作之合的译稿亦成人世飘萍，失落无踪。

　　1978年，费孝通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即将降临，他从中央民族学院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离开民院二号楼时，费孝通整理办公室书架上久置未动的旧书积稿，蓦然发现了淹埋于书架底层的一部译稿，正是《甘肃土人的婚姻》。他百思不得其解，历经瑶山遇险、昆明日军轰炸等，这部译稿居然能逃过历劫，只能说是天定的因缘。面对发黄变脆的稿纸，费孝通悲欣交集，可当时他是“脱帽右派”，不敢奢想出版之事。直到1998年，经三联书店沈昌文先生力促，这部译稿才得以出版，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先生主持的“新世纪万有文库”，此时离该书译毕已有六十多个年头了。费孝通视此书出版为暮年圆梦，专门写了序言，先行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他让张冠生帮他想个篇名，张冠生神思忽来，问《青春作伴好还乡》可否，费孝通颔首定夺。

　　其实，这样丢失书的事情，张冠生自己也有。这位长期主持民盟中央宣传部和参政议政部工作的“一介书生”，对自己曾有过的两本书一直感怀不已。他告诉我说，那两本书都是他在河南开封西郊水稻公社五七干校第五连当知青的时候抄录的，一本是《罗曼·罗兰文钞》，另一本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前一本抄了大概一年半，后一本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时他已经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七七级大学生了。他说，他之所以会这么抄书，是因为他觉得人生能与心仪的好书相遇并不容易，他在罗曼·罗兰和梅森葆之间看到了纯洁、美好、崇高的人类情感，见证了生为人而可能具有的神性；在后一本书中则接受了人类浩瀚思想的涤荡和陶冶，洞悉了文学艺术经典作品不朽魅力的来处。

　　我很好奇地问张冠生是抄在什么纸上的，他说一开始用的是方格稿纸，后来不够了，续用比较粗糙、脆而薄的纸，名叫“有光纸”。只是这样两本花心血抄录的书，后来却是想不起来在哪里弄丢了。只是他没有费孝通幸运，这两本特殊之书没有失而复得。张冠生跟我说，在他看来，抄书是最漫长、最用心的一种阅读方式，抄一遍，既能有效延长阅读时间，更觉得这样才对得起这本书，才对得起写书的人、编书的人、排字的人、印书的人，以及造纸的人、教自己认字的人、送自己上学的人……

　　我对张冠生说，如今《罗曼·罗兰文钞》早有了新版，但那本书名如此之长的书怕是不会再版了，即使再出，书名也不会是这个样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书乃真正的“失之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