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PK《欢乐颂2》”已然成热门话题，有人喻作“是上一个世纪的白鹿两大家族输给了这一个世纪的五个年轻人。”怎么理清其间的关系？引发了各种说道。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如鲠在喉的现象，那就是不少评论者不约而同提出如是观点：说电视剧《白鹿原》收视率之所以低走，乃是由于制作人员沉湎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缺乏对观众心理需求的回应，没有满足当下观众的娱乐需求，呈现出来的故事内容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与当代观众的日常感悟相距甚远，所以难以产生强烈共鸣……云云。甚至分析说：电视剧严格遵守了小说原著，但是在长篇小说中允许存在的一些枝蔓被照搬到电视剧中，也造成了电视剧的拖沓臃肿，影响了观剧效果。

　　这些分析对吗？我认为是错的。错在哪里？错在“低收视必含瑕疵”的预设立场，在预设立场下，就会刻意寻找所谓的不足，容易陷入“鸡蛋里面挑骨头”的苛刻陷阱，从而将原本属于“优质”的部分视为“劣质”，混淆了艺术标准，这是非常害人的。比如对于“长篇小说中的一些枝蔓照搬到电视剧中”，这显然是强项而非弱项，正因为它的“忠于原著”，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无数极具质感的细节，显示出该电视剧的特别出众之处。我这样说，并非是《白鹿原》无懈可击，但倘若要将一部旨在“致敬经典”的作品降格为“满足当下观众娱乐需求”的娱乐作品，并视“观众心理需求”为至上标准，无异于引入饮鸩止渴的歧途。

　　文艺作品的娱乐价值很重要，但其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可能更为重要，能够“高度统一”固然上上大吉，但万一不能“一时统一”，也不必低估作品的综合价值。口碑加上收视率再加上内在品质，才构成作品的综合价值，如果光看“收视数据”一项就得出好坏胜负的结论，难免偏颇。我在这里不妨“极而言之”地打个比方：当斯皮尔伯格的《辛特勒名单》和郭敬明的《小时代》同档PK时，很有可能在票房上前者“完败”，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小时代》的优秀度远高于《辛特勒名单》？当经典遭遇数据时，假如人们被数据迷糊了双眼，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就《白鹿原》而言，它不是锁定“满足观众娱乐需求”的层次，而是追求“史诗级”品格，更为看重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满足的是观众的深层精神需求。“与当代观众的日常感悟相距甚远”就不能引发观众共鸣吗？非也。有些人只看到“故事的时代局限性”，却没有看到它“超越时代”的内核。假如认为只有《欢乐颂》里的现实焦虑是有价值的，而《白鹿原》里的历史焦虑是“不接当下地气”的，那么我们的文化视野和人文胸襟也太狭隘了。

　　《白鹿原》具有“史诗级”品相，做出了一篇“以小见大”极佳妙文——白鹿原是个“小地方”，但它还原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大生态，它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旧社会”是怎样运转的，它告诉你地主和农民也不仅仅是“压迫与被压迫”那么简单，它还告诉你一个社会的存在是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不是用简单的强力可以随便改变的，它还让你反思暴力、乡绅、土地、宗族等具有深远意义的概念……这种从根子上引发的思索，才是艺术魅力的极致表现。庸俗地看“时代局限”，容易陷入短视的实用主义；宏观地看“时代局限”，才能读出其间隐藏着的“中国密码”。

　　有一种书叫“畅销书”，还有一种书叫“长销书”。《白鹿原》就是后者，它并不求一时之畅销，而图一世之长销。经典作品能够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长销不衰，其内在品质具备“永不过时”的恒久魅力才是最重要的。假如像一些评论者那样，一看到“因种种原因一时走低的收视率”就粗暴按上“不顾当下观众心理需求”的笼头，这个“万能灵丹”省心则省心矣，但并无大用，因为谁也说不准“当下观众心理需求”是咋样的，当年路遥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成为收视黑马，也是谁也料不到的，直到其收视率令人吃惊地一路攀高，才被全国关注，衍成“现象级”。观众的心理需求是极其丰富难测的，什么情形下触中他们的“泪点、痛点、槽点”，什么情形下“唤醒了他们的灵魂”，还真不好“百试百灵”的预测。

　　如今动辄用“大数据”说事已然成为“时髦理论”，形成“数据为王”的舆论氛围，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条分缕析文艺作品的“综合价值”和“艺术生命”。假如我们习惯于用票房、点击等外在尺度去评判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久而久之就会在价值判断上走入“舍本逐末”的歧途。在我看来，“经典”可以不必在乎“数据”，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它的命运可能注定是：因为深刻，偶或寂寞；它像沉静的大海，而不是喧嚣的浪花；它不图一时，而求一世。他做了最难的选择——不跟风不随俗可能导致低收视；也是做了最易的选择——守住原著的精气神才有恒久口碑和长效收视。时间会给《白鹿原》最好的答案和犒赏，这种答案和犒赏，我们也许很快就会陆续看到——不是么，随着它渐入佳境和口碑积累，很多错过的观众已经在迫不及待追剧和期待第二波播出了。

　　与其简单地用收视率捆绑说事，不如先全身心沉浸到剧作的规定情境中去，感受一下灵魂的微微震颤。面对厚重的《白鹿原》，我是不敢对它轻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