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玩技巧，去除了所有形式上的花俏，全凭剧本扎实功力和经得住一再细品的表演，这是香港话剧《最后晚餐》之“大”；从头至尾仅靠两个角色不断“说”出来的戏，也被人认为是话剧之“小”。然而，这一大一小形成的有趣反差，正是这部话剧不同寻常之处，撇去浮沫去伪存真，《最后晚餐》似乎是近来已不被看好的写实主义话剧自证完全没过时的一个写照。

　　日前，香港话剧团受邀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两个小时里，《最后晚餐》不疾不徐地慢“煲”出一碗老火浓汤，一个发生在千里之外的香港底层家庭的故事，让满场观众从中品出了人生的百般滋味。

　　全剧以一通电话开场。妈让儿子回家吃饭，儿子不情不愿。昏黄的灯光渐亮，照出了一室的简陋，也渐渐照出这对母子关系的窘迫。这一顿饭吃了近两个小时，从日常问候的话不投机，到母子感情隔膜矛盾陡生，母亲几近讨好又不得要领、儿子拼命推诿又有些不舍，你来我往中逐渐露出凌厉真相：这一顿看上去寻常无比的餐饭，是他们的“最后晚餐” 。

　　被生活推倒的两人，早已分别决意去死，只是瞒着对方，而他们采取的方式——烧炭，无力得也如此相似，相似得如此荒诞。真相在戏演到一半时已经揭开，然而这并不是悬念的终点。从母子一起烧炭去死开始，真正的戏才真正展开……

　　父亲，这个从头到底似乎非常重要，又几乎没有现身的角色，被推到了戏的前台。母子俩的命运悲剧似乎系于他身上，又好似并不是。香港人对这类作品的驾轻就熟，体现了创作者对底层生活的切近与关注。但《最后晚餐》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这么一个悲到骨子里的作品中却充满了笑点，比如母亲不知道儿子已30岁了，儿子嘲笑母亲一生做过唯一正确的事，就是煲汤时放蜜枣。剧中那些针脚绵密的台词，则充满寓言的味道。

　　生与死。这道看似最具戏剧张力的命题，对创作者而言却也是最难拿捏分寸、把握火候的一道难题。编剧郑国伟曾谈到：“我最想写的，就是写实的作品。要让观众被这个故事打动，首先要让他相信。怎么才能相信？那一定是来自生活里的东西。”当母子俩决定，要把一切痛苦的根源，也就是“一家之主”，那个未曾在戏里露面的男人干掉时，令人意外的是父亲竟然在戏的结尾时分意外归来。母子两人曾说过：“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杀个人？”当所有人的心全都因此而提到了嗓子眼时，最后的结局却是让生活在回到一切的原点之时戛然而止：母亲有没有在递给丈夫的啤酒里放安眠药，黑暗中儿子摩挲着刀子究竟有没有行动，都在全场观众揪着一颗心时走向了语焉不详。

　　这一笔多像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啊！出走的娜拉，会走向命运的转机吗？答案是语焉不详，也是否定。此时，剧作的真正意图才出现了：比去死更绝望的是，生活恐怕远没有那么多柳暗花明。死或不死，杀或不杀，之于这对母子而言，就像出走的娜拉那般——又有什么分别呢？

　　对比当下京沪小剧场所呈现的实验戏剧与商业戏剧对峙的状态，要么不先锋不成活，要么干脆娱乐至死，香港戏剧界涌现的这些在年轻人身上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沉稳，他们平实并不动声色地写着那些被甩出生活轨道的底层人的不幸、悲哀与无助。在香港这个表面看起来灯红酒绿的世界，他们扎实地活着，并为近年来不断遭到“嫌弃”的“现实主义”扳回一局，更以动人的演绎向世人证明：现实主义戏剧从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