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老城隍庙（今豫园商场）一带，书场很多,书场又往往与茶楼连在一起，像“得意楼”、“群玉楼”、“玉茗楼”、“红月楼”、“乐圃阆”等等。过去它的楼上都是茶馆，下面就是书场（譬如像“得意楼”）；也有的下面是茶馆，上面就是书场（譬如像“玉茗楼”、“群玉楼”）。生意好的时候，这些书场还要分早、中、夜三场，可见当时盛况之空前。

　　过去的说书先生都是要跑码头的，而且大多是跑乡镇（真正的大码头没有几个人能进得去）；琵琶、三弦、服装（指长衫、旗袍之类）都要靠自己背，还要走夜路，因此，从前的说书先生是很辛苦的。最主要的是没有大锅饭可吃，完全凭真本事。那时候的先生也不肯完全卖力地教会你，因此得靠自己偷学。这也难怪，因为教会了你，他自己就要歇业，自己砸自己饭碗的事情谁肯做？

　　真本事要靠千锤百炼，也要靠不断创新，不能依样画葫芦照搬照抄。尤其是放噱和临场发挥、随机应变，这是模仿不来的，完全得靠灵性。因此，过去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优胜劣汰，成就了一批大响档。像“夏调”的创始人夏荷生（1899～1946），人称“描王”（擅说《描金凤》）。现在的书坛上，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超越他的。张如君算是模仿得比较好的，但与夏先生相比也还是有一段差距。

　　时下唱“蒋调”的有秦建国，唱“徐调”的有范林元（据说已转行），唱“张调”的有黄嘉明、毛新琳；但尽管如此，也仅是唱功而已；若论说表、放噱，那都还未达到前辈艺人的水平。唱“夏调”的则更是凤毛麟角，即便有，也都没有超过凌文君的。尤其是《汶祥刺马》一折，现在书坛上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凌文君、凌文燕父女档，当年在“广播书场”节目中播出长篇“太仓奇案”盛极一时，后来在“文革”中还演出过现代书目《平原枪声》（当时在“西藏书场”、“西园书场”），故至今印象颇深。

　　可惜这些老先生都去世得较早，也没有留下多少录音和录像的资料。凌文君还有《汶祥刺马》的录音资料，夏先生却只活了47岁，仅留下《简神童》《托三桩》等少数录音，没有录像的资料，真是可惜。当然，那时代还没有摄录像设备，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也还没有达到现今这样的高度，这是历史使然,我们是不可强求于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