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渊小时候，就很少见到一家团聚的日子。她的父亲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工作了40年，母亲在上海石库门房子里照料一家老小，同时在一家街道小厂兼任会计。家累重，父亲的工资又不高，为了养家糊口，母亲还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做粗活来贴补家用。她刷洗过牛奶厂的玻璃奶瓶，为小旅馆搓洗那些粗重的窗帘与床单，还为煤基厂打过煤基。

　　小渊记得，打完煤基回来，母亲洗头发能洗出一盆黑水来，指甲缝里都是黑乎乎的煤屑，剔都剔不掉。而此时，昔日纱厂老板的二小姐，已经干活干到十个指甲都劈裂了。

　　母亲毫无怨言。小渊小时候见识过同学父母的各种猜忌、计较、吵嘴，倍觉困惑——自家父母，是怎样在这样两地相隔、无所扶持的情境下，一直保持着安之若素的和谐的？

　　小渊成年后终于明白其中的奥妙。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小渊父母的情感纽带有两个，一个是两人对古诗词的热爱，另一个居然是，父亲这一生，为母亲做了43顶帽子。

　　只说后者。小渊母亲在上世纪60年代末患上日光性皮炎，只要一晒太阳，脸上就会起红斑。偏偏她为养家承担的很多活计，都要顶着毒日头完成。父亲知晓后，一声不吭，很快托回沪探亲的同事为母亲带回一顶米黄色的草帽。那是父亲找打草帽的老乡学习，自己用青稞杆编织的。为了让母亲戴在头上更舒服，父亲把青稞秆浸水三次，捶软三次，又暴晒三次。

　　之后，父亲一发不可收，专门以一名航天工程师的智慧，为母亲做帽子。布帽子、粗麻帽子，竹丝帽子，软藤帽子……礼物源源不断从酒泉寄回，或托人捎回，而帽子，永远是母亲一个人的。这让母亲在逐渐成年的女儿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

　　然而，无病无灾的美好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在父亲行将退休的那一年，母亲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病情逐渐发展，到父亲退休回沪的第五年，母亲连女儿和外孙都不太认得了。

　　她还认得父亲吗？也许是认得的。至少，她对这个每天拉着她的手，带她一起去菜市场、去超市、去图书馆的男人，有着一股莫名的信赖感。她并不反感他在身边，絮絮叨叨把古诗词吟咏给她听。她也许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忘了他为何坐在她的近旁，忘了他们共同经历的坎坷岁月。但是，只要他哄她戴上帽子，只要他伸手将她帽子上的饰带系好，把帽檐小心调整到既不会遮挡她视线，又能为整个面部遮阳的位置，她就一反原先的烦躁、焦虑，她的脸上不再有与病魔争斗拔河的苦楚与虚弱。安详的感觉回到她脸上。那一刻，她像是一个无病无灾，一辈子过着安逸生活的儒雅老太太了。

　　父亲对母亲，已经迁就到女儿们都看不下去的地步。母亲抱怨过饭软饭硬、茶烫茶凉，抱怨过帽子太重、帽檐太大，帽顶太深，帽箍太紧。“你看我一戴上帽子，就像孙悟空被念紧箍咒。”偶尔清醒时，母亲还会这样开玩笑。为了母亲的舒适与平静，父亲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已经70岁了，骑着自行车，跑遍了所有卖女帽的地方，不顾营业员的白眼，一顶一顶地试戴帽子。他对所有现成的帽子都不满意，最后，他终于在布料城买到一种类似《红楼梦》里提到的“软烟罗”面料，自己画图，为母亲设计各种英式遮阳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