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校长一直秉承“无为而治”办学理念。在他任校长的时代，据说复旦附中教工不坐班，即便是图书馆馆长也有自主权。教职员工和学生百花齐放、个性尽显。他不事名利的淡定作派，深受师生爱戴。

　　谢校长2010年退休后，基本“淡出江湖”。但近日，这位一直很低调、影响力却很大的老校长出任上海康德实验双语学校的名誉总校长时，还是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

　　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谢校长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我有幸和基教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面对面地聊了聊他的心路历程……

　　——本文作者/爱娃   

　　爱娃：你为什么要不留在体制内而来康德双语？

　　谢应平：退下来以后，外面邀请我去继续发挥余热的学校很多，但我基本都推掉了，推掉的理由就是我连复旦附中的分校都不去，其他学校更不太可能去。

　　直到这次，因为康德是黄浦区第一所国际化的双语学校，区里非常重视，有关领导再次力邀我，所以最后我决定还是过来。明年我70岁，康德双语实验学校应该是我发挥余热的最后一站。

　　现在大家都说双语教育，我认为要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文化的差异。

　　这里我先说一个小插曲：这次我到英国Concord去面试老师，有一个英国小伙子叫James Drinkell，他来面试数学老师，他在中国和英国都教过数学，也参加过中英交换寄宿项目，我就有意识地连珠炮一样问了他一串问题：

　　PISA测试，上海的学生世界第一，你怎么看？

　　英国大臣到上海来取经数学教育，你怎么看？

　　上海派数学老师到英国的学校交流数学教育，你怎么看？

　　英国的老师到中国来交流，你怎么看？

　　英国引进上海的数学教辅“每日一练”，你怎么看？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震住他，让他知道，不要以为你们英国教育有多么了不起，如果要到中国的康德来教学，也要认同这边才行。没想到，这个小伙子回答非常简短，却让我非常认可。

　　他回答说，中国的课堂强调题型的数量以及正确率。比如中国老师一堂数学课可以讲7、8道习题，英国老师一堂数学课可能只讲1、2道题型。

　　英国的老师则鼓励学生追问和思考，同样一道题，除了这个解法，还有没有其他解法？而中国的老师则强调正确率，倾向于把唯一的标准答案告诉你。

　　他的回答就给我一个启示：因为我们学校大多还是大班化教学，一个班40人，还是后工业时代流水线操作，要说成千上万的人考试，我们的水平肯定高，但是个性化教学，水平肯定是英国高。所以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家长看到孩子考97分，只会问那3分丢在哪里？而外国家长看到孩子100分已拿到70分了，已经拿到了大头了，会觉得很满意。

　　我很认可这位英国老师，我觉得他很厉害：既尊重了中国的事实，也看到了英国的优势。很客观。他将成为上海康德双语的数学老师。

　　爱娃：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谢应平：中国是应试教育，以物质为本，重视数学和科学。历史原因是工业化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大量的工程师。根本原因是我们信奉唯物主义、实用的价值观。西方是应用教育，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科学。历史原因是国家需要创造性的人才。根本原因是他们信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价值观。甚至走在更前面的以色列，人家已经在追求“灵商“教育了。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功20%取决于智商，40%取决于情商，还有40%取决于灵商。灵商是什么？是洞察力，是创造力，是一个人内在的驱动力，是对自己内在价值的追求。所以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里犹太裔占了23%。这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创造力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

　　所以，我们要把时间还给学生，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叫做“留白教育”。现在各种各样的课堂教学说法很多，归根结底看你是否把空间留给了学生思考。

　　再比如IB课程里的知识论也给我很大启示——“知”和“识”还是有差异的。知只是一种认知，知道是怎么回事；识才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形成内化的东西。

　　对知识究竟是纯粹记忆，还是从本质去理解，为我所用。这是中西方教育观的一个本质区别。

　　爱娃：为什么应试教育愈演愈烈，择校越来越焦虑？

　　谢应平：我在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督导委员会的特聘专家嘛，看得很清楚。现在的大多数学校，嘴上讲素质教育，但实际上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还是“育分为首”，这个是令人无奈的现状。

　　首先中国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教育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发展跟不上需求；其次，虽然初中、高中数量目前充足，可以满足老百姓“有书读”的愿望，却离“读好书”差距很远。而且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差异很大，这主要是师资水平（经书易得、经师难求），而不是设施；最后，政府义务教育阶段热点在“教育均衡、公平”，而中产阶层的关注点在于“教育个性化、多样”。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孩子是学神、学霸，那么你就去读四大名校、八大金刚这样的传统公办名校，以后直接去北清复交，如果要出国去常青藤也有很大机会；如果你是普通的老百姓，想通过孩子读书改变命运的，就去读衡水、毛坦厂中学，也有机会；反而是中产阶级，比较不上不下，传统公办满足不了他们的个性化教育需求，纯国际学校学费和国籍对他们来说又都是很高的门槛。

　　我有个学生，是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孩子中学考进一个区重点，打电话给我说，三年读完等于白学了，将来考大学如果考不进211、985可怎么办？所以他宁可放弃区重点，去了复旦的WLSA，现在如鱼得水，孩子也开心。

　　另外，比如来我们康德双语的家长还有一类，是一些对中西方文化理解都比较深的海归或白领家长，他们希望保护孩子的天性，孩子也有绘画、音乐等特长，所以他们也会选择把孩子送来。因为孩子的这些特长在公办学校里会被抹杀，把他们送到康德来是比较适合的。

　　爱娃：如何走通中西教育的最佳结合之路？

　　谢应平：从国内教育现状来看，中国的高考，讲起来是立交桥，好像有很多选择，但落实到每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么多机会，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个过程确实有很残酷的一面。

　　从留学的需求上来看，我们从最早的顶尖人才出国，到改革开放有大规模的留学潮和归国潮，到现在的更大规模的留学热，橄榄形社会的中间段都有出国留学的需求。

　　中国的基础教育必须改革，要学习发达国家“以人为本”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理念和做法，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

　　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集中资源办重点学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外语学校、民办学校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双语学校并存的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形势下，我经常思索康德将以什么作为特色，在上海中心城区办一所高起点、高标准、高品质的国际化学校？答案是：走中西教育的最佳结合之路。

　　首先我们有几样东西必须坚守：

　　一是坚守中国文化，要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西方的全人教育，就是我们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

　　二是坚持数理化的优势。这个是中国基础教育的优势，必须保持与发扬。

　　三是坚定地走“育人为本”的道路。培养身心健康、德才兼备的学生。这是办学方向和学校目标的核心。

　　四是兼顾中国的“全面发展打基础”和西方的“张扬个性图创新”。在知识技术不断变革的时代，给予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提供丰富的平台和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和发展，让他们能通过在校的学习，受益终身。

　　五是坚持课堂要“变大变活变新”。课程设置多样化，课程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方法网络化和数字化，学习场所开放化，教与学互动化，教学评价个性化。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邀请到了在教育界具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共同对学校教育及学术的长期、稳定、优质发展进行指导。2017年4月29日已经召开了第一次学校教育与学术委员会会议。

　　我们将在依法办学的前提下，开足开齐开好国家规定的基础性课程，高中阶段会适度引进西方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项目。希望能够借此为推动中国特色的教育改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