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多年前吃过的一顿河南烩面，却因为手术、讲课、会议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整整两天没准点吃过一顿囫囵饭，直至赶到机场登上飞往香港的航班，也没能在郑州吃上这碗面……这样的忙碌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周围的人们总对我说“你太忙了”，他们不知道，其实，我很惭愧，因为我没有过去努力了。

　　难得停下来的时候，我会怀念大学里清晨四五时闻鸡起舞，背诵英语字典的那段时光，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投入到科研和临床一线中，去求证我自己的“相对论”。

　　然而，更多的时候，我无暇感怀，因为我不能停止在科学道路上的奔跑。为此，我的助手、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钱菊英教授身怀一项特殊使命，这就是我对她的请求——“到了我60岁的时候，记得提醒我一下‘你该退休了’，我怕我会忙得忘记。”

　　一天24小时，每个人有不同的忙法。我到底在忙什么？

　　这要从儿时的一次被误诊说起。11岁那年，我骑自行车摔断左臂，急诊的两个年轻医生在X线透视下接上断骨，绑上石膏。一个月后取下石膏，我的左臂竟然完全不能动了。幸亏父亲四处求医，邻县的老中医给我一把推上了断骨，我才仅仅是落下了肘内翻的后遗症。

　　在老中医家，我的心中萌发一个稚嫩的理想：“为天下人治病。”所以，5年后，我考入青岛医学院。28岁博士研究生期间，联合培养被公派前往德国深造。后来举家回国。

　　来到中山医院后，在心血管疾病领域取得多项突破。在我的主持下，中山医院实现心脏移植手术零的突破，成功实现国内首例经桡动脉门诊冠状动脉造影、国内首例带膜支架植入术治疗斑块破裂等许多个“上海第一”“中国第一”。我和团队通过努力，使单价仅一万余元的国产心脏支架成功代替了高达四万余元的进口支架，每年惠及8万名冠心病患者，节约医疗费用12亿元人民币，还出口欧洲、新加坡等国，为国家创汇500多万美元……现在又着手研制新型可降解心脏支架。幼年时的理想得以实现。祖国也给了我许多荣誉。2011年，我当选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

　　繁忙的科研和临床工作之余，我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党外知识分子。作为医疗卫生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新当选的九三学社上海市第17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比较关注民生热点问题，结合自身所长认真调研，积极建言献策，每年两会期间都会提交至少五件提案，一些提案被全国政协采纳，或得到中央领导批示。

　　在我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了中国心血管器械创新俱乐部，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还积极布局了中国心血管病事业的“一带一路”发展目标，在乌鲁木齐和南宁新设立了两个专门的心血管办公室，辐射中亚五国和东盟十国，推动并形成与中亚、东盟国家间的健康产业领域合作机制。

　　我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名专家，要以专业性旗帜人物的角色来推动社会发展。守护心血管，守护生命与社会的安定。

　　十日谈　　

　　党外知识分子风采

　　说真话，才有力量，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