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年初，村上春树推出了最新长篇力作《刺杀骑士团长》，继他的上一部作品《1Q84》，已时隔七年。据悉，此书中文简体版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为林少华。谈到这部新作，林少华说他拿到书后一鼓作气就看完了，“作为一位已经译了村上四十几本书的老译者，阅读中更吸引我的，莫如说是村上一如既往的独特文体或行文风格。那种富于音乐性的节奏感，那种韵味绵长的简约，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以及别出心裁的比喻，无不让人倏然心喜，悠然心会。”
近日，林少华正在紧锣密鼓为此书进行翻译工作，而他仍拨冗写下这篇文章，与本报读者分享他的阅读感受，以及他印象中的村上春树。
关于为人：做“心不化妆”之人
我见过两次村上春树。一次是2008年10月底，借去东京大学开“东亚与村上春树”专题研讨会之机，和同样与会的村上作品的台湾译者赖明珠女士等四人一同去的。另一次是2003年初我自己去的。两次相见还是第一次印象深。
当时，村上的事务所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DENMARK HOUSE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看样子是三室套间，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浅色地毯，一张放着电脑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
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形象无论如何也很难让人想到作家两个字，勉强说来，颇像年纪不小的小男孩(村上1949年出生，2003年他54岁)。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确有几分“永远的男孩”形象。就连当然已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对了，村上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那本随笔集中，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为自己辩解”。差就差在第两条。至于怎么个差法，有兴趣的请查阅那本书。
言归正传。见面的时候村上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
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着地张扬着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缺憾以至悲哀。
关于中国：很有缘分
对于中国，村上提得最多的作品就是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中的同名短篇。其中他借主人公之口这样说道：“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关于中日关系，在同一部小说中，村上借中国老师之口表达出来的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
从村上的小说中可以感觉出他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我问他这种好感是如何形成的。村上回答说：“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时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
我问村上打不打算去一次中国见见他的读者和“村上迷”们，他说：“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
其实，村上并非一次也没来过中国。1994年6月他就曾从东京飞抵大连，经长春、哈尔滨和海拉尔到达作为目的地的诺门罕——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标出的小地方。目的当然不是观光旅游，而主要是为当时他正在写的《奇鸟行状录》进行考察和取材。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1989年7月出版的，距他来华已整整过去五年。但那时还不怎么畅销，村上在中国自然也谈不上出名。因此那次中国之行基本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看过他在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里的照片，穿一件圆领衫，手捂一只钻进异物的眼睛，跷起一条腿坐着，一副愁眉苦脸可怜兮兮的样子。为这入眼的异物他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花三元人民币。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
关于诺奖：不怎么合心意
那时候就有人谈论村上获诺奖的可能性了。我问他如何看待获奖的可能性。他说：“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显而易见，较之诺贝尔文学奖，村上更看重“匿名性”。为此他不参加任何如作家协会那样的组织，不参加团体性社交活动，不上电视，不接受除全国性严肃报纸和纯文学刊物（这方面也极有限）以外的媒体采访。总之，大凡出头露面的机会他都好像唯恐躲之不及，宁愿独自歪在自家檐廊里逗猫玩，还时不时索性一走了之，去外国一住几年。曾有一个记者一路打听着从东京追到希腊找他做啤酒广告，他当然一口回绝，说不相信大家会跟着他大喝特喝那个牌子的啤酒。恐怕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一种静水深流般的静谧和安然，才能引起读者心灵隐秘部位轻微而深切的共振。
关于孤独：连带感就是创作欲
交谈当中，我确认了他在网上回答网友提问时说的一句话：“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够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进而问他如何看待在小说中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村上回答：“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
孤独并不等同于孤立，而要深深挖洞，通过挖洞获得同他人的“连带感”，使孤独成为一种富有诗意的生命体验，一种审美享受，一种心灵品位和生活情调。正因如此，村上作品、尤其前期作品中的孤独才大多不含有悲剧性因素，不含有悲剧造成的痛苦。而每每表现为一种带有宿命意味的无奈，一声达观而优雅的叹息，一丝不无诗意的寂寥和惆怅。在这里，孤独本身即是慰藉。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村上作品中的孤独乃是“深深挖洞”挖出的灵魂深处的美学景观。
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使人忘倦的魅力
日本有若干评论认为《刺杀骑士团长》融铸了村上文学迄今为止所有要素。对此我也有同感。例如虚实两界或“穿越”这一小说结构自《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以来屡见不鲜，被妻子抛弃的孤独的主人公“我”大体一以贯之，具有特异功能的十二岁美少女令人想起《舞！舞！舞！》中的雪，走下画幅的骑士团长同《海边的卡夫卡》中的麦当劳山德士上校两相仿佛，“井”和井下穿行的情节设计在《奇鸟行状录》已然出现，即使书中的南京大屠杀也并非第一次提及……不过阅读当中更吸引我的，莫如说是村上一如既往的独特文体或行文风格。且容我就比喻句试举几例：
△她把它（便笺素描）拿在手里，眯细眼睛，像银行职员鉴定可疑支票笔迹时那样盯视良久。
△他以平稳的语声说道，简直像在对一条脑袋好使的大狗教以不规则动词。
△（他的双眼）如冬天忐忑不安的苍蝇急切切转动不已。
△(他)缓缓走到门口按下门铃，就好像诗人写下用于关键位置的特殊字眼，慎重地、慢慢地。
△别说话语，就连声音本身都完全不再发出，简直就像舌头被谁偷走了似的。
怎么样，好玩吧？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史诗》前言：“关于想像性文学的伟大这一问题，我只认可三大标准：审美光芒、认知力量、智慧。”我当然也认可。审美光芒，关乎美，关乎艺术；认知力量，关于主题、内容和思想穿透力；智慧，关于聪明、好玩、创意与修辞。对于译者和大部分读者，后者可能更是使之忘倦的魅力。 林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