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林区洒青春,如今,但愿化成小草,为那片永远美丽的绿色……
三级冻伤“下马威”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今年夏天,我又来到了这里。
第一次到大兴安岭是1971年。那年11月20日上午11时,我乘坐知青专列从上海彭浦车站出发,历时五天四夜,于24日下午三四点钟,到达大兴安岭腹地的一个小站——翠岗。这时天色已黑,我和其他二百余名知青又坐上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小时,终于到达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富林林场,当时我刚满17岁。
大兴安岭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西北部,全长1220公里,宽200~300公里。它是我国东北的一个主要山系,同时也是中国最北、面积最大的林区。主山脉东北坡是茂密的原始森林,西北坡逐渐平缓,形成呼伦贝尔大草原。1964年2月10日,国家决定成立会战指挥部,统一开发建设大兴安岭东北坡林区,面积约8.46万平方公里。从1970年代起,大兴安岭地区陆续接纳了5万余名京津沪浙知识青年。
我们到达大兴安岭的时候已是冬季,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多摄氏度。下火车时,我们把临行前上海知青办发的棉袄棉裤全套在身上,仍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林场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整套御寒衣物,有羊皮短大衣、狗皮帽,还有厚棉手套、棉胶鞋和毡袜等。这些衣物过去只在《林海雪原》这样的电影里见过,乍一穿上,颇觉新鲜。
新鲜感很快褪去,取代它的是被冻伤的疼痛感。半个多月后的一个夜里,我从睡梦中被一阵剧痛疼醒。起来一看,左脚后跟上不知什么时候起了一个水泡,足足有乒乓球这么大。从小到大,我还没见过这种水泡,而且是那么地疼!整个后半夜,这锥心的疼都伴随着我,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拿起棉胶鞋一看,原来左脚上穿的毡袜在脚后跟处磨破了一个窟窿,寒冷就在这个部位制造了一个水泡。我一瘸一拐走到林场医务室,大夫看了一下,有些怜悯地对我说:“咋整的?你这是三级冻伤!”他把水泡挑破,再抹了一点药膏,安慰我说:“没事了,过几天就好!”
吃一堑长一智!从此以后,整个冬天晚上临睡前,我都要把毡袜从棉胶鞋里取出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破。如果有窟窿,就想办法补上,以免再被冻伤。
草甸子火光一片
大兴安岭的冬天不仅寒冷,还很漫长。直到四月中旬以后,我那双毡袜补了又补,没法再穿,帐篷外的冰雪才开始融化,但是远处的荒草仍没有返青,枯黄枯黄的。
5月初的一天,午饭后我正倚靠着铺盖卷看书,突听得帐篷外一声大喊:“着火了!”我马上翻身下铺,跑出帐篷,向远处望去。这是我一生见过的几个最骇人场面之一:原本枯黄的草甸子上,此时浓烟滚滚,火光一片,一人多高的火焰像一支训练有素的草原骑兵,随着风向的变化和风力的大小,忽东忽西,忽高忽低,在草甸子上横冲直撞,它们所过之处,则成一片焦土。幸亏当初在搭建知青连帐篷时,住地周围的草丛灌木都被清理干净,形成了一个安全岛,否则此时我们也很可能陷于火海。
草地上的火来得猛,去得也快。它把大草甸子烧成了一片黑土,又钻进了森林,燃着了林子里的大树。5月初的大兴安岭,气候干燥,极易引发火灾。这次就是因为林场的一辆拖拉机没戴防火罩,喷出的火星点着了道旁的枯草,凑巧风大,遂成大火。星星之火,真的可以燎原!
回到住地不久,知青连接到了全体上山打火的命令,每人领到了一双胶鞋,以及小米、饼干、咸菜等食物,当天下午就向密林深处进发。火情发生后,设在高处的火情观测点时刻监测着森林里的火势及走向,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观测点的指引下,及时赶到森林里冒烟的地方,把残火扑灭。
第一天行走,我们还兴致勃勃,感觉和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差不多,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我们风餐露宿,“天当房,地当床”:饿了,就吃齐齐哈尔食品厂生产的一种金鱼形状饼干;渴了,就喝河水甚至沼泽里的水;夜晚困了,就在树林里铺些树枝干草和衣而卧。在原始森林里行走,鞋子和衣裤特别容易破损。走了没几天,我们的鞋底就被各种凸起的植物根刺扎破了,身上的衣服特别是裤子的膝盖以下部分,也被灌木撕扯得像碎布条。由于长时间没有洗漱,每个人身上都长了虱子。一个月下来,我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可也奇怪:我们这支打火队伍,没有一个因病因伤掉队的!
打火结束后返回住地时,我惊讶地发现,烧过的焦土中又长出了新绿!这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不禁在心里赞叹:兴安岭上的小草啊,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冻不死你,烈焰高温也烧不死你,你真是生命力顽强的小草!
和死神擦肩而过
草木返青,意味着林区的夏季来临。从熄灭的火场回来后不久,我们又开始筑路。林场让我们修筑的是一条简易公路,所以装备也比较简陋,仅仅只有铁锹、丁字镐,以及箩筐、扁担、独轮车等,没有任何机械化设备。
大兴安岭的夏天万木葱茏,景色宜人,却也引来了各种昆虫。除了蚊子、小咬,还有那挥之不去的野蜂,我们在野外干活时必须戴上防虫子叮咬的面罩。有一天快到中午,天气太热,我嫌戴面罩干活憋闷,就把它摘了下来。没想到当我正推着装满沙石的独轮车往几十米外的工地跑时,一只野蜂叮在了我的脸上。这时我的两只手正紧握独轮车的车把,腾不出手来驱赶它,只好忍着疼痛继续前行,直到把一车沙土倒在了工地上后,才一巴掌把它拍死。当时只觉得脸上有些刺疼,也没在意。可是下午重新出发去工地时,大家都好奇地望着我那张脸,这时我才感觉到半边脸已经肿得眼都成一条缝了。
从夏到秋,这条简易公路在不断延伸。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早,1972年10月8日就下起了第一场雪。土地一上冻,我们又准备工具,开始伐木。
在东北农村,到了冬天,农民可以“猫冬”,而林区却正是采伐树木的大忙季节。因为上冻以后,树木里的浆液都凝固了,用锯伐树时松脂不会粘锯;满山冻土积雪,也便于把砍伐下来的原木运送出去。
伐木一般都用油锯,它以柴油为动力,比较省力。大概因为我们是新手,林场只发给我们一种手工锯,俗称歪把锯,完全靠人力。大兴安岭的树木多为落叶松,一般高达20~30米,直径六七十厘米以上,树龄都在一百三四十年左右。树木伐倒后,要先用斧锯把树枝敲掉或锯掉,然后把树干锯成四米长的木段,四个人一组,用杠杆和挂钩把原木抬到路边装车运走。我们每人每天要伐2~3棵大树,才能完成定额。林区的冬日很短,下午三点多就黑天了。为了在天黑前完成定额,中午我们就在林中点一堆火,把随身带的干粮烤热了当午饭,渴了就抓一把冰雪放在嘴里融化了当水喝。
在林区伐木风险很高,那年冬天我就有过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这天早上,我和同伴们像往常一样来到树林里,大致划分了各自采伐的范围,以免伐倒的大树砸到对方。我根据成材树木的排列位置,以及当时的风向,选了一棵笔直的大树,测算好它的倾倒方向,半跪半坐在树的侧面,按采伐的作业要求,先在树的一侧锯了一道深约三分之一的口子,然后,在树的另一侧稍高部位用力锯树。就在大树被彻底锯断即将朝预定方向倾倒时,突然刮起了一阵风,而且风向变了,大树上部繁茂的树枝像鼓足了风的船帆,慢慢改变了大树倒下的方向。我扶在大树底部的手掌感到了方向的变化,抬头往上一看,只见树干正以加速度朝我压下来,立即本能地横向往旁边一闪。说时迟,那时快!也就是两三秒的时间,只听一声巨响,大树轰然倒在了雪地上,它那最粗壮的躯干,正好砸在我刚才拉锯时半跪半坐的地方。
探亲报喜不报忧
从冬天到夏天,又从夏天到冬天,我们整整干了14个月的活,终于迎来了回上海探亲的日子。春节前夕的火车,并不好坐,但是一想到回家看父母,这点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也记不得一路上辗转搭乘了多少趟火车,反正到上海已是第四天凌晨两三点钟。虽然此时正值隆冬腊月,但我们却感觉上海温暖如春。我从69路通宵车下来,走进弄堂,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我拍打家门的声音在回响。听见是儿子的声音,父母惊喜地把门打开,乐得连嘴都合不上。好不容易回家一趟,总要给父母带点土特产。我顾不上休息,马上打开随身携带的旅行袋,拿出几个大土豆和用粮票跟当地职工换的蘑菇、黄花菜等。有几个白面馒头,是临走时知青连发给我们路上当干粮的,我特意留着让父母看看,好让他们放心。其实在林场我们平时吃的都是高粱米、玉米面窝头,这样的白面馒头每月只能吃到八回。至于脚被冻伤、脸被螫伤,以及伐树的险状,压根就不提,报喜不报忧嘛!父母看到我人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悬挂了一年多的心也就放下了。
探亲结束回到大兴安岭,又是一个新的四季轮替。不过,经历了第一年的磨练,第二年的生活就变得容易一些了。劳动之余,我们会结伴到林子里采摘一些山珍,如黄花菜,蘑菇,都柿(蓝莓)等。夏天日长,晚上八九点还亮着天,我们常常三两一堆,坐在木材垛上,吹着口琴,面对挂在山峦上的月亮,默默地思念上海的亲人。
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两轮寒暑交替,我这粒尘埃已化为山上的一颗小草,融入了茫茫林海。然而1973年12月,我又一次在命运的安排下,随同其他上海知青,来到大庆油田,成为油田的一颗“螺丝钉”。
在大兴安岭的这两年,确实吃了一些苦,但是想想从小生活在林区的同龄人,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况且,“刀要石磨,人要事磨”,这两年的磨炼,提高了我的吃苦耐劳能力,应该是件好事。1978年高考时,我就是仗着能吃苦,白天上班,晚上看书,考上了大学。后来,又以同样的刻苦精神考上了研究生。所以,我得感谢在大兴安岭伐木筑路的岁月!
绿水青山总关情
2014年6月,我因公出差到大兴安岭。当飞机盘旋在加格达奇上空准备降落时,望着底下那片绿色土地,我猛然记起:自己年届六十,退休在即,当年参加工作、步入社会的起点在这里,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出差居然也在这里!从起点到终点,命运用43年的时间,给我的工作经历画了一个大大的圆!
今年夏天,我坐火车重返大兴安岭,一路上不仅回想起当年的许多往事,还了解到许多过去知之不多的情况。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2009—2013),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1.63%,明显低于全世界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只有0.132公顷,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我国不仅人均森林面积少,而且长期以来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不够合理,甚至过度开采,使森林生态系统呈现衰退的趋势。从这一点说,当初我们这些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的伐木工人,也是破坏森林植被的“罪人”。幸而国家在1998年及时实施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终止了森林生态继续恶化的势头。2014年4月1日,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采伐木材,所有职工放下了斧锯,昔日的伐木工人变身为护林员。实乃青山有幸!
列车进入大兴安岭林区以后,我注意到铁道线上再也没有昔日满载木材南下的列车,过去车站旁堆满木材的贮木场,也不见了踪影。从加格达奇到漠河的铁路和公路两旁的次生林,树木虽细,却已蔚然可观;极目远眺,起伏的山峦被一片绿色覆盖,郁郁葱葱。我想到当年工作过的富林林场去看看,当地的朋友告诉我,那里早已改为防火护林监测点,工人也已撤离,通往那里的道路被封闭起来,只允许护林人员进出。我闻之而感到欣慰:是啊,大兴安岭给国家贡献了近半个世纪的木材,也该休养生息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以想见,未来的大兴安岭林区,又将是祖国北方的绿色天然屏障,在我们的美丽家园中扮演重要角色!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离开大兴安岭时,我望着满目翠绿的山峦,不知怎么想起了这首女儿小时候经常唱的歌。是的,四十多年前,我伐倒了许多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如今,我有一个心愿:当我最终成为真正的尘埃时,我希望仍然飘落到大兴安岭,化为一棵小草,为这片土地增添绿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