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出生荷兰，去世于法国，他去世的那个地方就被叫成了梵高小镇。不过，我不是想说这个。

　　他就是那个画过向日葵的人，向日葵是长在田地里的，结出好吃的葵花子，但是长在田地里的向日葵只是植物，人们对它最艺术的描述也就是“朵朵葵花像太阳”，但是梵高把它们画在花瓶里，挂上墙壁，就成了艺术，从此他的向日葵超过了任何田地里的盛开和怒放，成为他的代名字。世界上多少东西就是这样奇怪地从地上到天上，从田地到墙上。不过，我不是想说这个。

　　这个人的一生时间是三十七年，画画时间是十年，二十七岁拿起画笔，倾注颜色，三十七岁在这个小镇死去。他在这个小镇生活了多久呢？七十天，也就是他三十七年的最后七十天。七十天的短短时间，让这个小镇为他光荣了一百多年，四处都低回着留恋不已的呻吟，火车站，桥下流水，葡萄园，小巷子，教堂，麦地，树林，那飘游着大块、小块云卷的八月蓝天。不过，我还是不想说这个。

　　那么，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我现在就走在这个小镇上，这真是一个小镇，如果没有他住过的小客栈、他的墓、他画过的教堂和麦地，那么这个很小的镇应该是会在冷清中度过五十年的上午、一百年的下午，虽然现在它也不能算热闹，来到的人们，单个的，有一支队伍的，都走得静悄悄，每一个步子都含蓄和柔缓，就好像到这儿来的人，都已经用很久的时间为自己准备了教养，在很多类似这样的地方，我都看得见这样的准备，他们静悄悄地朝着一个早已不在的人走去，他们事先已经是一棵朝着光芒的向日葵，虽然不言语，但心里有金黄，世界的人间，向日葵还是长得很大面积的。 

　　他在这里只生活和绘画了七十天，时间甚至还不到一棵向日葵的生长周期。他住的那个拉乌小客栈，老旧、暗暗的楼梯，两小间敞开门的小房间，一间放着一把木椅，一间放着没有被褥的小床，他在这里的时候，房里的东西当然会比这多，但是再多也总归简单，他没有钱，靠着弟弟的接济过着努力也潦草的生活，名人的故居，都只是基本的样子和精神的模拟，死去了总不可能如同活着，能够摆设出基本的样子和模拟，已经是有了多浓厚的敬意，使用了何样的力气。梵高那时就是这样踩着这楼梯走到外面去画画，也踩着回到房间，他喜欢到真实跟前把看见的画成艺术，而他那个曾经的好友高更则是喜欢坐在房间里想象，结果他们总是争啊吵啊，最后就不当朋友了。所有的这样的争啊吵啊都是无比顶真，所有这样的顶真、固执最后留下的都是对垒，而这个梵高，那个高更，他们坐过的椅子，住过的房子，哪个不是空空的呢？我站在雨果住过的漂亮房子里，是空空的；巴尔扎克的简朴房间，也空空，可是他们完全不一样的文字故事、颜色画面却恰好不折不扣地合成了人类的一个艺术之空，抬头便是璀璨。最终，他们都还是在互相地眨动着漂亮的光眼，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无声缠绵。

　　梵高的这一间放着一把小木椅的房间里，顶上有一个长条的天窗，这个无钱的画家，在这里从春天到夏天的七十天里，白天是有一小片日光的，夜晚也有星斗，那个逼仄空间里的长条天窗，真是我眼里的鬼斧神工，再也忘不了！

　　他的墓地离小客栈不远。他到这个叫奥威尔的小镇来时是不可能想到会在这儿结束一切的，他准备了要在这儿画很久，可是他却在这儿用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因为接济他的弟弟结了婚，维护家庭生活和在艺术经销上的投资新打算，都有了经济上的新压力，弟弟如同聊天把这些讲给他听，结果他便觉得未来渺茫、无望，其实他大概也一直被接济而挣扎在敏感的羞辱里吧。谁知道究竟是这个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就如同他和高更吵架，然后用刀割下了自己的一个耳垂。天才活着和死去可能都有“天才”的原因，反正最后都在墓地里。

　　过了一年，比他小四岁的弟弟也死了。他们的墓挨着，墓上种着小叶的绿色植物，没有花，完全没有他最重要的作品里的那种鲜艳和光影。而别的墓上倒是有些鲜花。我纳闷地站了一会儿，然后纳闷地沿着围墙走到外面的一大片麦地里。

　　这就是他画过的那一片麦地。麦子早已收割，也许已烤成了面包被小镇的人家和餐厅吃着。八月的麦地里剩下金黄麦茬，我慢慢地踩走在它上面，居然看见还有碧绿的麦子正在长着，生出了青的麦穗，生机摇曳。我真是兴奋，就一根一根地摘，摘了三十七根，扎成一把：这是我要献给梵高的花！三十七是他的生命年龄。他画过的麦地一百多年来还在继续抽青、金黄，养育小镇。虽然它是青的，放在原本的小叶绿里，没有增添格外的鲜艳和光影，但是哪颗麦粒不会变灿黄呢，我献的青麦穗也会灿黄，那时，他可以用它们烤面包了，面包里也有提奥一份，活着的时候，弟弟帮他，现在，他烤面包给弟弟吃。

　　我最想说的、告诉你的是这个：我献了一把梵高画过的麦地里的青麦穗在梵高的墓上，二零一七年八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