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作家协会主办的“上海写作计划”第十年。十年间，近80名来自30多个国家的作家来到上海，领略上海风情，感受城市脉搏，将他们所看见的和所理解的上海带给世界。

　　与我们对话的这三位作家都是二度参与“上海写作计划”，这次是被特邀来参加“十周年庆典”的。对于中国，对于上海，他们有更多新发现。

　　科纳·克里顿：

　　喜欢窗外的这首“上海管弦乐”

　　电话那头传来科纳·克里顿熟悉的声音，“嗨，勤！我从科克给你带了一条鱼！”

　　“鱼？该不是活的吧，”我的大脑瞬间一激灵。你很难想象像克里顿那样的大个子，会用那么圆润柔和的嗓音说话，而且每一句话都会跟着一个故事。如果你一不留神，你就会错过一段和科克有关的典故。

　　不过，也是难怪——克里顿曾在爱尔兰电台任主持人，他参与改编录制的广播剧，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电台播放。他说话的节奏和略带磁性的修饰音，应该是长期职业训练的结果。

　　了解爱尔兰文学的人，一定知道詹姆斯·乔伊斯和他的小说《尤利西斯》。故事以时间为序，描述了男主人公利奥波德·布卢姆于1904年6月16日1天18个小时之内在都柏林的生活经历。乔伊斯通过对一个人一天日常生活和精神变化的细致刻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悲与喜，英雄与懦夫的共存以及宏伟与沉闷的同现，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的缩影。

　　而了解克里顿的人，一定会知道爱尔兰第二大城市——科克，和他的小说《第二城市三部曲》，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每段场景，每一句台词都取材于克里顿和他的家族出生、成长的城市科克。

　　2009年克里顿来到上海参加驻市写作计划，“计划”为海外作家们安排的是民居公寓。从窗口可以听见市声，油锅的热和香飘进来，探出头去，底下是店铺、车站、地铁口；早上是晨练的人群，步履匆匆的上班族；晚上，大妈的广场舞开始了……克里顿把这些城市之声形容为独具魅力的“上海管弦乐”，并因此获得了写作的灵感。

　　他说， “几乎有一年时间我未写只言片语，在刚抵达上海的那一刻，写作的心弦被再次拨动，除了坐在房间里写啊写，再无他想。窗外传来独具上海魅力的声音：混杂着汽车、摩托车、卡车和公交车的喇叭声，交警的哨声，商店鸣放的炮竹声等等。入夜我陶醉于窗下人们的歌声以及男女邻居在昏暗广场里健身跳舞的音乐——这些富有生机的城市之声就像我窗外的这首上海管弦乐——堪称纯净的天堂。”

　　2011年，克里顿带着他的独幕剧《酒醉酒解》来到上海。剧情取材于他的《第二城市三部曲》中的一段：圣诞夜，喝得醉醺醺的肖恩·墨菲沿着科克的街道一路走，一路寻找。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味道，教堂和钟声，过世的父母，远嫁的姊妹，倒闭的工厂，李河在流淌……可是，那一杯醒酒的解酒汤哪里找？

　　2016年，克里顿出版了非虚构历史作品“The Immortal Deed of Michael O’leary”，中文可译作《大兵迈克尔·奥莱利的不朽事迹》。在这本书里，克里顿梳理了爱尔兰最古老的奥莱利家族，和爱尔兰在一战期间近乎分裂的佣兵历史——一拨人参加了英国军队出兵德国的战斗，而另一拨人则参加了国内反抗英国殖民的战斗。在一系列的具体日期、真实人名和事件中，克里顿深刻剖析了爱尔兰民族性格中懦弱、纠结和分裂的种种历史渊源。

　　“这十年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是我发现人的本质，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不论我们身在何处，朋友相见聊的无非还是些和出生、婚假和死亡有关的话题。十年前我来上海和作协的朋友们结下的友情依旧深厚。”克里顿说。

　　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

　　把中国文化的种子带回保加利亚

　　饭桌上人人都拿起了筷子，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也把筷子掂量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左右手各拿一根，她打算戳着吃。还好善意的主人看到了，赶紧让人拿了一副刀叉给她。看来像伊蒂莫娃这样已经做了祖母的人，要一下子让她改变并适应餐桌礼仪还是有点难度的。但是中国的饮食、气候和舟车劳顿都没能阻止这位老姐姐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

　　“在我们保加利亚，人们非常有兴趣了解中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如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我想要眼见为实，想要了解这样一个巨大发展的真实的维度，是哪些方面的因素打造了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我想知道中国人是怎样工作的，他们生活的日常和喜好。”伊蒂莫娃说。

　　伊蒂莫娃是保加利亚作家，同时从事英、法、德语的文学翻译工作。她的短篇小说被30多个国家的文学杂志和文选登载。其中长篇小说《星期四》获得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颁发的2003年保加利亚最佳小说奖，2016年该小说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小说书写了东欧当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其跌宕起伏的情节，独特多样的人物，曲折幽深的情感，为中国读者展现了新鲜的文学风景。

　　身为作家，同时又是译者，伊蒂莫娃说，她希望能将一些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保加利亚文，通过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让保加利亚的读者看到中国人的智慧、诚实和自信。在她看来，这是让保加利亚的读者从精神层面上了解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感受中国人为了过上富裕的日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威望所做出的努力的最为可信的一种方式。

　　2012年，伊蒂莫娃申请了上海作家计划，驻市期间，她认识了诗人赵丽宏。“我读了赵丽宏的英译诗集《天上的船》。他的诗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进一步又读了他的散文选。他的诗和散文跟随着我去了很多我到访的地区和国家。”自2012年起，伊蒂莫娃在保加利亚翻译出版了赵丽宏系列作品，包括他的最近诗歌集《疼痛》。伊蒂莫娃还和小说家王安忆和孙未成了好朋友，她翻译了王安忆的《小饭店》和孙未的3个短篇。

　　在过去的几年中，她尽可能地向保加利亚的读者介绍她喜欢的中国诗歌和小说，在保加利亚SAVREMENIK文学杂志上，以及保加利亚作家联盟的文学报SLOVOTO上发表译作。她还和另外几个保加利亚作家还成立了一个读书分享圈，阅读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伊蒂莫娃说：“我相信真实而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是一场容不得任何谎言和欺骗的旅行。这是我在中国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中找到的启示。我能从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们对于自己出生地深沉的爱，对于同乡人和自己的国家最深切的关怀。”

　　伊蒂莫娃对学习中国的传统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乐衷于中国的各种手工艺商品。在上海，她经常会沿着宽阔悠长的街道散步，也尝试独自坐地铁穿越这个城市。她在上海的文庙旧书市场翻看中国古籍字画，在洋人街上学会了跟小贩砍价。“中国的十二生肖非常有意思，我知道我是属猪的。朋友都说，属猪的人聪明而富有，这让我非常高兴。”她还收集了不少中国的种子，带回去种在她屋后的野树林里。其中有五颗银杏的种子，三棵已经发芽，“看来中国的银杏树还是比较能够适应保加利亚干燥和寒冷的气候。”她说。

　　福劳德·欧尔森：

　　是公认的最佳地陪

　　福劳德·欧尔森上一次来上海，是在去年。“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刚刚离开才几个星期。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发现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间，楼下原有的一家店关门了，新的店主已经把那里改头换面。”欧尔森说。

　　出生于1950年的欧尔森是丹麦高级警务官员，犯罪小说和历史纪实作家。2008年至2013年，欧尔森担任北欧五国驻华警务联络官，在任期间创立了中国-北欧国家警务对话机制。

　　基于多年的跨国工作经历，欧尔森于2001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曾出版多部作品，《龙抬头》是作者第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犯罪小说。原版于2012年在丹麦出版，中文版于2017年3月出版。

　　欧尔森不愿意给《龙抬头》贴上犯罪小说的标签，他说：“因为我知道恶性的犯罪很多，但是真正的恶人却很少。恶性犯罪总会在强烈的情感、酒精、毒品以及精神类疾病的驱使下发生。比如一个男青年因求爱被拒而心生恨意，去伤害对方，但这不是他的本意。比如在酒精和毒品的作用下犯罪或者自杀，他们有些人很自私，有些人孩子气，但真正的坏人很少。”

　　欧尔森早先曾在中国工作过五年，对中国有很大兴趣。他刚刚完成了一部非虚构小说，书名是“Ikke En Jordisk Chance”，目前只有丹麦语版本，中文可译作《根本没有机会》。故事记录了二战时期，9位丹麦人在香港1941年遭遇日军攻击时，参与当地抗日斗争的历史。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上海与这段历史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于是他申请了上海写作计划，成为2016年的“驻市作家”。他在上海驻市期间奔走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图书馆和皇家亚洲学会图书馆，查询相关资料，探寻知情者，个人出资购买了很多图片和档案副本作为第一手资料。书中还提到了当时生活在上海的作家穆时英。

　　今年，欧尔森再次来到上海，他将继续研究他的丹麦难民课题。他打算追寻这几位丹麦后人在上海的故事。作为去年的驻市作家，又是租住在同一个地方，在所有的驻市作家到达的当天晚上，他就发邮件给大家，询问是否第二天一块儿吃午饭。他向大家介绍租住的周边情况及上海，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导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