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1日，上海武康路入选由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批准的第三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辟筑于1907年的武康路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具欧陆风情的街区之一，被誉为“浓缩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名人路”。整条马路环境幽静，带着一点岁月熏出来的沧桑。这条路上曾经住过叱咤旧上海的风云人物，许多文化名人也曾寓居于此。这条马路深处的花园洋房和欧式廊柱里，尘封着多年的历史记忆，等待着后人去寻访。
武康路63号
《华美晚报》总经理的寓所
2017年初春的一个早晨，我站在武康路63号的铁门前，门里是一个小庭院，中间有一棵枝叶丰满的桂花树，面朝庭院的是一幢建于1928年的假三层花园住宅，四坡屋顶，南向并列设置4个老虎窗，住宅底层东西两侧为八字形凸窗，上部为小阳台，中间有台阶通往客厅。这里曾是爱国民主人士、《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的寓所。我在这幢楼里有幸见到了朱作同的女儿美春，逐渐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华美晚报》创刊于1936年8月18日，由朱作同与旅华美商密尔士合作创办的美商上海华美出版公司发行，是当时上海仅有的两份晚报之一。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华美晚报》以美商身份与《大美晚报》一起成为两家不接受日军新闻检查的中文报纸。不久，《华美晚报》增办了《华美晚报·晨刊》，梅益等进步作家经常为该报撰稿。《华美晚报》还创办了名为《华美》的周刊，由梅益主编。当时，与朱作同交往最多的是梅益和钟望阳，两人的公开身份是该报记者，但朱作同很清楚他们是共产党员，《华美晚报》和《华美》周刊都刊发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
《华美晚报》坚持宣传抗日救国，自然成为敌伪势力的眼中钉，因此频频受到恐吓。1938年2月24日傍晚，朱作同在寓所门口发现一只寄给他的“礼盒”，里面赫然是一只血迹斑斑的断手，并附有一张信纸，上面打印着：“请先收此，如不更变抗日态度，当再以新物奉上。”他把盒子扔进垃圾桶，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家门。
1941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朱作同不顾危险帮助梅益、钟望阳、张承宗等多人撤往解放区，自己却依旧坚持编发抗日文章。4月30日傍晚，朱作同外出访友。为了朋友的安全，朱作同在泥城桥（今西藏路桥）附近下车步行，保镖跟随在后。路上人流如织，一个卖烟小贩模样的人突然向他的头部开枪。当妻子黄桂珍接到保镖的电话，乘坐黄包车赶到现场时，年仅44岁的朱作同早已停止了呼吸。事后查出开枪的是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特务顾保林。
朱作同被残忍暗杀后，留下28岁的怀孕妻子和5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仅6岁。半年后，朱作同最疼爱的小儿子老五也突然病逝。之后不久，黄桂珍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吉华。朱作同留下的钱不多，黄桂珍只能靠变卖家产度日。到解放时，家产已变卖殆尽。1951年，长子启华参军。黄桂珍以军属身份参加里弄工作，但没有固定收入。1953年，黄桂珍被安排到泰康路食品公司做季节工，但收入难以维持一家5口的生活。其间，黄桂珍把一楼的两间客厅送给居委会办托儿所。1958年黄桂珍进入上海牙膏厂工作。为了贴补家用，她把二楼的亭子间、阁楼和楼下车库都租了出去，一家6口住在仅剩的2间卧室里。后来，一间27平方米的住房被造反派收走，全家人挤住在一间28平方米的屋内。这就是我看到的美春一家的居处。
就这样，黄桂珍历经坎坷，养大了5个孩子，自己在武康路63号一直住到2013年，98岁高龄时逝世。现在朱作同的5个孩子都生活得很好，也都有了第三代。一家人丁兴旺，足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朱作同先生了。
武康路391弄1号
这里飘出过金嗓子的歌声
武康路391弄,一条普通的上海弄堂，两扇大铁门挡住了马路上的喧嚣。弄内1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假四层西班牙式小楼，建于1916年。抗战时期，歌影两栖明星周璇就住在小楼三楼，这幢看似普通的小楼见证了金嗓子周璇从息影到复出又大红大紫的历程。
周璇开始从影时才15岁，那是1935年。两年后，周璇与赵丹共同主演了影片《马路天使》，上映后广受好评。一年后，周璇和歌手暨作曲家严华结婚。1941年，周璇和严华离婚后，暂时栖身在国华影业公司老板柳中浩的家中。上海全面沦陷后，柳中浩关闭了“国华”公司，周璇也宣称“歇影退休”。1943年初夏，周璇决定复出，她带着养母周妈住进了武康路391弄1号三楼的这套房子里，与此同时，她加入了张善琨的“华影”。
周璇复出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渔家女》。影片在上海公映后，连映三周，场场爆满。她主唱的主题曲《渔家女》迅速红遍上海滩。之后，周璇又主演了电影《鸾凤和鸣》，她主唱的插曲《讨厌的早晨》以诙谐、调侃的歌词和曲调勾勒出老上海的市井风俗，听起来妙趣横生。1944年6月，由卜万苍编导的电影《红楼梦》开拍，周璇扮演林黛玉。她反复琢磨剧本，练唱插曲，弄堂外的马路上经常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时至今日，周璇版的《红楼梦》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经典。
然而，两年三部电影的超量工作使周璇不堪重负，她经常会突感头痛，熟睡中时也会因心悸而惊醒。为了避免被人打扰，周璇在楼下大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写：“遵医师嘱，恕不见客。”那年中秋节后的一天，导演方沛霖来到周璇寓所，请她出演歌舞片《凤凰于飞》的女主角并担任主唱。影片公映后，观众再次为周璇的银幕形象和甜美歌声所倾倒。
周璇居住在武康路期间，接连拍了《渔家女》《鸾凤和鸣》《红楼梦》《凤凰于飞》4部影片，百代唱片公司还为周璇灌注了4部影片的全部插曲，上市后，销量全国第一。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周璇本以为抗战胜利，一切都会好转。没想到上海电影界面临的局面甚至变得更加糟糕。许多演员或迫于当局压力，或为表达抗议，纷纷息影。周璇的寓所也经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人闯入，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头衔，对周璇进行威胁、敲诈、勒索。1946年春，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来函请周璇前往香港拍片。周璇有些心动，便去找舒适、吕玉堃等，见面一说原来他们也都接到了邀请。大家商量后决定一起去。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滴滴!”汽车喇叭声在弄堂口轻响了两下。周璇在窗前轻应一声“来了！”就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来接周璇的舒适和何兆璋帮她把行李提上车。周璇最后看了一眼这幢住了三年的房子，里面留存了她许多记忆，如今将离它而去，也许再也不会回来，顿觉伤感。她急忙坐进车厢，汽车载着她奔驰在天色渐亮的武康路上……
武康路100弄1号
英式乡村别墅里的下午茶
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武康路上有王元化曾经的家，它坐落在武康路100弄1号，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上海市委机关分配给王元化住的，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短暂时光。
武康路100弄建于1918年，是美商德士古石油公司为其高级职员建造的公寓。这是一条幽静宽阔的弄堂，弄堂周围有奶黄色间隔红砖的矮墙。两扇高大坚固的铁门隔断了尘嚣，门两侧是两根花岗岩镶嵌红砖墙的粗大柱子。弄内共有4幢三层英式别墅，其中1号与2号联立，3号与4号联立。高大的棕榈、广玉兰、香樟树等在弄内洒下一地浓荫。住宅底楼南向有连续拱形敞廊，二楼有宽大的带木制栅栏的内阳台,三楼为斜坡屋顶，住宅顶部有小露台。北面入口较小，门前有简单的廊柱，廊柱上部设置阳台。别墅南向有窄长的庭院，绿化茂盛、环境幽雅，与住宅南立面的敞廊和阳台形成开敞的空间感，步入其间，田园风情扑面而来。
1949年解放前夕，外侨回国。上海解放后，该房产由市委机关安排给华东局高干居住。弄内1号的花园洋房分配给了王元化。这里留存着王元化和妻子张可的一段美好岁月，虽然时间并不长。
1948年，王元化和张可在上海慕尔堂举行了基督教仪式婚礼。婚礼结束后，他们在国际饭店度过了难忘的新婚之夜。那年9月，王元化受命负责党的地下刊物《展望》，编辑部设在雁荡路复兴公园对面的中华职教社大楼二楼。1949年3月《展望》被查封后，王元化受命负责编辑秘密刊物《地下文萃》。在白色恐怖下，《地下文萃》的工作人员一批批地牺牲，身怀六甲的张可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王元化，跟着他躲避搜捕。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王元化的儿子也诞生了，取名承义。1951年，王元化调至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上任后，王元化带着张可和儿子住进了武康路100弄1号。1952年，王元化参加筹建由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孚图书公司合并组成的新文艺出版社，并调至新文艺出版社任总编辑、副社长，同时任出版局和上海作协党组成员。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张可品位不俗，入住武康路别墅后，客厅的桌子上铺着带花边的桌布，花瓶里四季鲜花不断，春天是玫瑰，夏日是荷花，秋日是桂花，冬天是梅花。衣服鞋帽摆放得整整齐齐的衣橱里放着熏香，打开橱柜就会闻到缕缕清香。王元化也恢复了从前在清华园生活时留下的习惯：在床上用托盘吃早餐。天气好的时候，张可会在阳台上摆出小圆桌，亲手烧一壶浓香的咖啡或泡一壶龙井，碟子里摆着水果和瓜子点心，温婉地微笑着和丈夫相对而坐。通常，王元化看他的契诃夫小说，张可研读莎士比亚剧本。偶尔，两人会交谈几句。王元化容易激动，张可却不会。常常，张可只是望着他那双被钱谷融称之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温柔地笑笑，彼此的眼睛里盛满了爱。客人来了，张可也会让他们坐在阳台上，边聊天边享用她精心准备的英式下午茶。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年轻共产党员意气风发，满怀激情，王元化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在王元化气宇轩昂、侃侃而谈的时候，张可在旁边安静地看着他，洞悉一切般地微笑着，然后竖起修长的拇指，对他摇晃：“对，对，你总是‘我，我，我’，你是最好的，你不得了。”话语间蕴涵着批评，更多的却是爱护和包容。常来王元化寓所的客人中有胡风，天性温和的张可虽然很不习惯胡风飞扬跋扈的做派，但善良的她尊重丈夫的客人，绝不会缺了礼数。
王元化和张可在美丽宁静的英式别墅里优雅地走到了1955年。那一年，王元化因为胡风案被隔离后，张可带着儿子搬到了高安路100弄的新公房里，与另一户人家合住。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回到武康路100弄1号。
（文中图片除朱作同家人提供的老照片外，其余均为惜珍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