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他，恐怕今天的我们还不能用拼音在电脑、手机上畅快地聊天，拼音音译要推迟很久才出现，世界还会将“Beijing”称为“Peking”。

　　他的一生，通晓英、法、日三门外语，跨越了经济、语言、文化三个领域。他曾和爱因斯坦聊天下大事。他的人生堪称厚重，他的经历可谓传奇。

　　他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周有光出生于常州青果巷的一户普通人家，这条巷子还出了另外两位名人，赵元任和瞿秋白。十岁时，他随全家搬迁至苏州，成了第一批走进洋学堂的学生。中学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这里，他按着先前对自己的规划一步步成长着。

　　毫不犹豫选修语言学

　　入学第一天，校方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姓名卡片，上面打着每个人姓名的罗马字拼写。那时学校要求学生的所有作业和文件都必须参照这样的拼写打上姓名。可中国当时并没有统一拼音，学校只好拿上海话来标注，大家纷纷抱怨麻烦。可是，周有光却从中看到了以字母建档的优势，于是主修经济学的他，毫不犹豫地将语言学选定为副修专业。

　　那阵子，在英国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天天去图书馆看报，老师告诉他们，读报时要问自己，今天新闻中哪条最重要？为什么这条新闻最重要？这条新闻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如果搞不懂，就要去查书。日复一日的阅读训练不仅扩充了他的知识面，还使他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每当有人问起在圣约翰大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他都会回答：学会了怎么自学，学问终究是要自己学的。

　　满腔热血却遭遇国难

　　大学毕业后，外语流利的他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当外交官，可他却偏偏选择出国留学，由于家境拮据，他选择了日本。学成归国后，本想施展拳脚，不料恰逢抗日战争，小女儿也因盲肠炎无药医治，不幸夭折。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先前那个阳光积极的他也无心学术，只能带着妻儿四处逃亡。

　　直到抗日的烽火熄灭，上海的银行业要恢复，周有光被派往美国，在华尔街1号工作。那时，他有个叫何廉的朋友，有天突然说：“爱因斯坦现在没事做，想找个人来陪他聊天，你去不去？”周有光一听，爱因斯坦啊，当然要去！！于是他打扮了一番，特地上门拜访。没想到爱因斯坦极其随和，两人就像旧友重逢一样谈古论今。谈话间，爱因斯坦对他说：“人的差别在业余，一个人到60岁。除去吃饭睡觉工作，还有很多业余的时间。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些时间，完全可以在一门学科上有所建树。”大师的这一番话瞬间点醒周有光，回到住处后，他开始钻研语言学，发誓不让自己虚度每一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周有光毫不犹豫地带着妻儿回到祖国。他继续在银行上班，并在复旦大学兼职教经济学。由于知识渊博，什么都懂，大家称呼他：周百科。而在他的百科全书里，最感兴趣的要数语言学了，闲来无事，他常常发表和出版一些关于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论文和书籍，不料竟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

　　新中国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被提到议事日程，汉语拼音作为语言文字最重要的一部分自然被列入讨论之列，周有光提议不妨采用拉丁字母？一番争论后，通过了。于是，作为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的他，凭着先前业余学语言文字打下的基础，干脆改行从事语言文字学，将兴趣转为专业，踏踏实实从零开始。

　　为证实拼音辅助汉字的可能，他回复了国内外教授4000多封建议信，并出版相关著作20多本，论文300多篇，带领一批语言学家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反复推敲，一个字一个字定形，定音，用了整整三年时间，主持编写了今天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三年努力没有白费，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决议。从此，全国小学生入学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汉语拼音。它不但能帮助广大国民学说普通话，还将学龄儿童的阅读能力提前了至少两年。仅1958年一年，全国注音读物高达一千万册，为推进国民脱盲、文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接着，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世界史，开始研究文化学和人类历史演化规律。百岁后，仍笔耕不辍。100岁时，出版了《百岁新稿》；105岁，出版了《朝闻道集》；106岁，又出版了《拾贝集》。

　　怪不得，学术界这样评价他：为中国语文改革做出相当大的贡献，“汉语拼音之父”，“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对此评价，周有光却淡然一笑，“我不是汉语拼音之父，我是汉语拼音之子”。

　　教育行业，他同样是佼佼者

　　除了语言文字上的杰出贡献，在教育行业，周有光同样贡献非凡。早先克林顿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他，克林顿曾拿出15亿美元投资教育，让孩子8岁过阅读关。尤其是看着6岁曾外孙从美国回来时，自己捧着英文版福尔摩斯看得津津有味，从小受过西方教育的周有光也有了新的启发。

　　在他看来，通识教育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方面：培养基础知识。只有基础打结实了，才有可能在未来做出成就。看着现在的大学生忙得要死，周先生总会回忆道：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等到毕业，就达到ABE水平了(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大学期间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获取知识的知识，只是一种工具。第二方面，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专门整理《百年口述史》，只为唤醒现代人对教育的重视，唤醒青年重拾对基础和品德的重视。

　　除此之外，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为了把最新言论传播给中国的下一代，他专门著述力作，只为架起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我们不会忘记他

　　大半辈子兢兢业业，等到上了100岁，本该养养花逗逗鸟，周有光却坚持每天读书、看报，了解时世。他还开通了博客、微博，时不时关注最新动态。他最喜欢看的电视剧是《西游记》，还跟年轻人一起追过《芈月传》，真真儿是个老顽童呢！难怪大家都说，从周老身上看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如何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而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更值得每个人敬重与学习。

　　他之前常念叨的一句话：“上帝太忙，把我给忘了。”然而，2017年1月14日3时30分，他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享年112岁。他的一生，既有着知识分子的豁达渊博，又有着当代新人的时髦率真，真应了妻子的那句话：他一生有光，有光一生。如今，距离他逝世已经一周年了，我们依然记得他，当然，也永远不会忘记。

　　（选自NSIGHT视界，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