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1日夜，话剧《秀才与刽子手》完成了它的第90场公演。

　　记得是12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导演郭小男久别重逢，郭小男已多年没有在上海排戏了，他给了我四个剧本，把选择权交给了我。细读后，最吸引我的，还是《秀才与刽子手》。原因似乎好笑——它太不像话剧了，我很难想象在舞台上怎么表现它！

　　首先是其话语体系和表现形式的新、奇、特，更重要的是，这个剧本在荒诞的形式、夸张的言行下，具有难以言传的深刻含义。这个剧本曾叩响过外地好几个话剧院团的门，却都被“太另类”“没法排”“不像话剧”之类的话拒之门外了。但我认为艺术就是要另类，就是要创造，就是要“不像”。当时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已实施了改革，正式推出了制作人制度，因此，当中心的决策层为上不上这台戏争论不休、委决不下时，总经理杨绍林一锤定音，对我说：“你不是制作人吗，那你自己定啊！”

　　几个月后，《秀才与刽子手》首演获得巨大成功。编剧黄维若与观众一样兴奋，当场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手机短信：“感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感谢你们的制作人制，这个好机制给了我的剧本以生命，给了它与观众见面的机会！”

　　《秀才与刽子手》名动全国，载誉众多。一晃12年，不，40年过去了。回首40年，若没有国门开放，没有中外交流，中国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熔古典性与现代性为一炉的独特剧本；追忆12年，若没有话剧中心，没有制作人制，上海人不可能做这样融先锋性与大众性于一体的成功剧目。我作为这台“不像话剧”的话剧之制作人，能不有这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