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达观的生活态度

　　在各种文学活动中，我有了走进陈村、了解陈村的机会——一位作家，一位编辑，从此成为可以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87年4月，上海市劳改局《大墙内外》杂志的主编丘峰老师，组织上海部分作家、记者到白茅岭劳改农场下生活并采访，当时担任劳改局长的刘云耕同志（后担任上海市人大主任），很是重视这次颇具特色的文学活动，专程到白茅岭看望各位作家、记者并合影留念。我与陈村同行，他回去后写了《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长文。就是这次浙西之行，我眼见陈村因为身患强直性脊柱炎，行走和睡眠都是很不方便，对于陈村来说，已是提前体验着对于疾病和生死的终极思考，而他乐天、达观的生活态度，已是在感染、感动着我们，就像十五年后的2002年12月，各地作家汇聚上海“金秋笔会”的第一天，大家在世纪公园的环形景观会议室举行座谈，陈村看着全景落地玻璃窗发言道：“想一想，几十年一百年后，还是在这里，当窗外散步的恋人、老人想起当年有一批作家坐在这里，严肃又是忧心忡忡地谈论文学创作和文学面临的市场挑战，他们又是该当如何想？”陈村对于生命意义和生存价值自我评估的透彻明了“兜底说”，使所有在场作家的心头都为之一震。此行白茅岭采访中，一位正在服刑又是具有“一技之长”的犯人，自愿花力气为“弯人”陈村推拿。第二天，我问陈村的感觉怎样，“当时感觉推直了，有舒服感，可是第二天醒来，又是老样子了，我是个弯人，橡皮筋，又弹回来了。”把我们都逗笑了。

　　1986年12月，陈村搬家，他叫我帮忙出力，我当然是十二分的乐意。那天是星期天，当敞篷卡车钻入打浦桥黄浦江隧道时，那股呛鼻的油烟味简直能让人窒息。耳旁尽是隆隆的车轮声，我在货车里数着封装图书的纸箱，竟有四十一箱。陈村上钢八村的新居里，有着撑满整整一面墙的特制书架。陈村说他是在作了相当于一个抗战时期的准备之后，才得心应手、源源不断发表作品。那年头，在淮北平原的低矮草房里，作为知青的陈村几乎是手不离卷地看书。他似乎有一种直觉，觉得生活馈赠给自己的并不会尽是苦难和艰辛，总该有相应的回报。虽然日子过得寒碜，甚至有些狼狈，他却像蜂舞花丛似的留连在书林中。在偏远农村的乡间小屋，他将《莎士比亚全集》看了两遍，美国小说《爱情故事》和《海鸥乔纳森·别文斯顿》，使他体会到了文学语言和艺术形象的魅力，而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则勾起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还曾经整本抄写《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像钟表匠似的细细“拆卸”名著佳作的情节结构和各种艺术创作手法，然后再在心中将其“组装”起来。认真的读书和思考，磨炼着心中的情感与笔端的智慧。陈村认为，如果要说什么才是创作成功的要领，那就是生活的积累和对于生活的感受。枯燥单调无望的知青生活是困苦的，但他在那个小村庄里，获得了坚实的读书基础，加之那双捕捉纷繁生活人生意味的独特慧眼，成功之路就在他的脚下慢慢展开。

　　对于文学创作，陈村一直不将其看作疲累负重的“苦差事”，他几乎是抱着“写着玩”的态度，亲近并热爱着文学。他曾将自己的长诗写在硬板纸上，再用绳线串起来，将这珍贵的“现代书简”戏称为“韦编三绝”，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一位可爱的小朋友。他的不少作品，写完了就扔进抽屉，让他们去经受时间的“折磨”和考验。可说正是有了这种从容不迫的读书态度和没有浮躁之气的创作心境，使得陈村的作品受到评论家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

　　那年，陈村从清真路的住所搬到浦东上钢八村之后，我曾带着四岁的儿子到他的新居看望。那次，到得陈村居住小区的门口，才想起没带上他的家址，那时候没有手机，陈村家还没有安装电话，我只得重返江对岸的陕西南路家中，取了几弄几号的地址，再重新上路。到得陈村家中，笑着将此事说给他听，从他的眼神看得出，动情的浪花在他的心中涌动。陈村受过苦难且是长期受到疾病折磨的人，他最能体谅无助者、求助者，并为真情者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