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学习写诗

　　只记得在那个清朗的夏夜，仿佛有一扇明亮的窗户向我打开了——人生的长廊中镶有无数的窗，或打开或关闭或错过，这应该是我的少年时代之窗——李同学哥哥吟诗到得意之处，竟然很诗人气质地躲进了蚊帐里高声吟哦，说诗人的许多作品是应该隔着一层朦朦胧胧的纱帐去领会含义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位业余诗人，发表过一些短小精悍的“枪杆诗”，从部队转业后在上海塑料研究所供职，又过了一些时候，他居然请当时与他在同一单位、现如今早已名闻遐迩的大书法家周慧珺用正、草、隶、篆、行等各类书体摘抄了诸多戏曲唱词给我，有沪剧《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样板戏《沙家浜》），有京剧《红灯记》，有淮剧《海港的早晨》（即后来的样板戏《海港》）等等，说学习学习。至今回忆，那些飘逸隽永的书体令人荡气回肠。无奈少不更事不懂珍惜，进厂以后被一位书法爱好者借去临摹，自此杳如黄鹤了无踪影，说得雅一点，便是唐朝诗人崔灏的《黄鹤楼》诗了：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且说那一个浪漫之夜，直教我流连忘返，不知身在何处，更不知今夕是何年。直到他家的窗下响起了我母亲赶来叫我回家的声音，方才恋恋不舍地踏着一地月色归去。

　　自此，我成为了他家的常客，并时时为他母亲所挽留成了餐桌旁的蹭饭人。虽然，早在两年以前我已经悄悄开始了学习写作，无人知晓无人关心无人指导，写的自是学校里自己的生活，保存至今的是一本自订的小册子，上面是几篇千把字的记叙学工学农学文化的散文，一律潦草稚嫩的铅笔笔迹。当可视为学步印痕。

　　就是如此不可思议，天上没有掉下林妹妹，而是掉下了一个学习写作的驿站——不，应该是加油站，冥冥之中教我不知不觉踏进了学习写诗之门，这与后来的学写小说学写影视的文学创作之路相比可谓初级阶段，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也许，这就是命，而且不可逆转。

　　说来可笑，当时几乎连押韵合辙也没搞懂弄通，更不要说平平仄仄仄平平这种高难度的技巧了，竟然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写起了淡如白开水的诗歌，往往一泻千里下笔数十行，“为赋新词强说愁”，再加之一些涂抹上革命色彩的词藻，说白了，仅仅是一些分了行的文字罢了。直至后来进了工厂，某日，和写得一手漂亮郭（沫若）体且又善填古典词曲的工友孔信心一起十分荣幸地双双脱产出版厂部黑板报，他对我涂鸦的诗作不敢恭维，说，即使写新诗还是必须押韵，那样才比较规范，比较不马虎，看起来惬意读起来朗朗上口。言之有理，这才下了功夫起承转合地一二四句押韵。后来，我发表在报上的处女作系列儿歌、散文诗和《解放日报》“看今朝”副刊发表的几则散文诗，均一律规规矩矩工工整整地押韵合辙，不敢越雷池半步。未曾料想，到了新时期，“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诸多新派诗人又回了过去，套用一个时髦的网络词汇即是一个“萌”字——萌得可爱萌态可掬，纷纷摆脱了押韵合辙的禁锢束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如何遣词造句便如何遣词造句，让开放不羁的思想随着自由散漫的口水诗行在一往无际的天空中高高翱翔。当然，这中间可能不乏传颂一时的好诗妙诗美诗。

　　有不少与我同时代的男孩，大多在记忆深处常常蕴藏有一个共同的美丽桥段，那就是自装矿石收音机。在那个年代里，电子管收音机绝对算得上一件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侈品。我们住宅的那个门牌号里，上上下下三层楼12户人家，至多仅有一两家备有收音机。那是一种很时尚的标志——起码是经济条件够级别的人家，或者便是领导阶级的领导阶层。至今犹记得班级里张同学家中的五斗橱上有一架十分漂亮标致大气的收音机，好像不是六灯就是八灯，后来才明白是六只电子管和八只电子管。无须讳言的是，张同学爸爸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之一。

　　无论谁家，一旦打开收音机，真是声震楼上楼下，竟引无数人驻足凝听——在文体娱乐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里，这无疑成了上世纪的一大景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