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露茜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第一任丈夫赵丹失联多年并误传出牺牲的消息后，她认识了剧作家杜宣，并用演员身份为地下工作做掩护。叶露茜和杜宣的女儿桂未明近日撰文讲述母亲鲜为人知的往事。

　　A4纸大的老照片

　　我的外公叶舒藩（号国屏），是广东南雄人，我的外婆韦慧钿是广东香山县翠微乡人（今属珠海市）。外婆藏有一张A4纸那么大的老照片，那是她十三四岁时的全家福。大家衣冠整齐，端坐在那，也有几个大人小孩站立在旁，每个人表情严肃，就像画片一样。照片后面印有“羊城十八甫黎镛映相”字样。

　　据查，美洲华侨黎鏞是在1870年后，到广州十八甫开设黎鏞照相馆的。他资金雄厚，业务量大，为全省之冠。当时，还能拍18x24英寸的团体照。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来拍大照片的都得是有钱的大户人家。

　　根据这些推断，外婆家那时家道殷富，拍成这么张照片，估计要花百元大洋。我只认得出我的外婆和曾外婆，其他长辈就只好猜测了。

　　那时，韦家和叶家各自都是当地闻名的大家族。曾外公韦樵荪是中医出道又研读西医，在广州有医馆；曾祖父叶叔薇（培榕）是西医世家，早已在上海开业。曾外婆刘利秋和曾祖母是亲姐妹，分别嫁给了住在两地的叶家和韦家，于是两家人有了来往。曾外公喜欢清秀实在的叶家的老大叶舒藩，想把自己的女儿老七嫁给他；不料叶舒藩硬是看上比他年长三岁的、韦家最漂亮的老三韦慧钿；于是一表人才的外公迎娶了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外婆，两家人亲上加亲。

　　团结互爱的家风

　　外公毕业于南洋公学，性格独立而自信，婚后自立门户。1917年4月13日在上海生下了我的母亲叶毓珠（艺名叶露茜）。外公先在北京任职，后来又到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担任总务长和训育主任，深受老师和学生们的爱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对学校冲击很大。他于1932年10月又携家带口回上海定居。终因积劳成疾，被肝病夺去性命。刚过四十一岁生日的外婆开始守寡，那时母亲只有十七岁。她是孩子中的老大，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比最大的弟弟还要年长九岁。外公去世后，她责无旁贷地帮助外婆一起挑起了家庭重担。

　　外祖父母的开明，使他们兄妹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他们身上有着一种独特的人文气质，与众不同。外婆的善良、节俭和爱心，外公的诚信、严谨和独立精神影响了母亲的一生。而母亲的作为和品行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弟弟妹妹的成长。母亲和弟弟妹妹之间非常团结，遇事商量，互帮互爱，这样的家风已传承到我们这一代。

　　1929年秋，在哈尔滨工作的外公把十二岁的母亲送到远近闻名的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简称哈尔滨东特女一中，前身是从德私立女子学校）读初中。校长是年方三十的独身女子孔焕书。她治校严格，办学理念先进，大胆聘请各地新锐教师来任教。学校设初中部和高中部，有学生宿舍。她高度重视女生的体育发展，学校操场大，体育设施全，还有地下风雨操场。为培养学生的兴趣发展设立许多项目，如体育课就有划船、舞蹈操、网球等球类多种科目。我的母亲生性开朗热情，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她入校不久，除了喜欢滑雪、舞蹈外，就进了女子篮球队，还当上篮球队队长，带队参加全省女篮比赛。对少年时的她来说，不识比她高两届长她六岁、喜欢画画、后来的民国才女的萧红；只知体育老师黄淑芳和打破全运会短跑纪录的田径冠军、学姐孙桂云。那时东特女一中的体育在全国名列前茅。母亲在哈尔滨的生活非常快活。

　　与赵丹相爱结婚

　　回到上海后，1933年2月，母亲进入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就读，直至毕业。校长吴醒濂，是新加坡归国华侨。那是一所全英语教学学校，课本都是英文版的，全部西化教育，专设“交际课”。学校也重视学生的艺术素质培养，鼓励学生学习戏剧、音乐、歌舞等等，师生关系也很融洽。酷爱艺术的母亲，是学校戏剧组的成员，一入学就参与“爱美戏剧”活动，还受邀去叶家花园，以艺化音乐社话剧组名义和同学李芷芬、叶青等人参加田汉编剧的《苏州夜话》等独幕剧的黄河赈灾义演。

　　1934年春，在叶家花园，母亲和金山、王为一一起参加左翼剧联演出的、董每戡的话剧《奇迹》，作为捐募义演。那天赵丹看完戏后，到后台向金山和王为一祝贺，母亲第一次见到他。很快，他们相爱了。同年10月，母亲正式加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1936年4月26日，他俩持结婚证在杭州六和塔前明志结婚（另有唐纳、蓝苹和顾而已、杜小娟两对）。次年1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在上海卡尔登（Carl Ton）大戏院，以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举行第三次公演。这是《大雷雨》首次登上中国戏剧舞台，也是母亲和赵丹第一次同台演出。赵丹饰演奇虹，母亲饰演瓦尔瓦拉，在剧中是遭无情母亲管教的兄妹俩，最后嫂子卡婕林娜（蓝苹饰）不堪受辱，投湖自尽，妹妹瓦尔瓦拉逃离家庭，奔向自由。

　　受母亲的无形影响，我的舅舅和阿姨们也先后走上演艺舞台，成为耀眼的童星。

　　这个阶段，我的四舅公韦慤也在上海。他比外婆小一岁，是叶、韦两家人中资格最老、学位最高的一个，是我党秘密党员，直到1960年才公开党员身份。

　　1924年1月，四舅公写道：“那时候共产党员云集广州，我有机会认识党的领导同志，如张太雷、恽代英等，我还认识第三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同志多人。”1928年初，四舅公带着四舅婆和儿女来到上海，由蔡元培推荐，四舅公担任了上海教育局长。1930年在地下党的举荐下，又任青年会中学校长。1932年任商务印书馆编审部主任期间，除了业务工作外，他记录道：“我有时在杂志发表关于时事和教育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在（1935）年发表的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我常与救国会负责人，特别是邹韬奋来往。”

　　那时，我的母亲很爱带大舅去住在静安寺愚园路中实新邨50号的四舅公家里玩，和表妹爱莲成为好朋友（母亲没有想到十年之后，她会成为住在中实新邨44号里那个名为关勒铭金笔厂经理、实为地下党上海局书记的刘晓，和在港的我党隐蔽战线负责人之一的潘汉年的沪港秘密交通员）。到1941年四舅公离开上海前，两家大人和孩子来往一直很密切。对母亲和我的舅舅阿姨们的学习和成长，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