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上旬，上海市水上公安局抓获一名偷渡客。经审讯，得知其真实身份是台湾保密局特工，名胡健吾。此行任务，“专勤特派”。说白了，就是专门送信。行前上峰特别交待：任务重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拿到回信迅速返回，就算大功告成，定有嘉奖。给谁送信？什么人的信件如此重要？

　　1 返回时马失前蹄

　　胡健吾交代，收信人叫雷德蒙。

　　雷蒙德是上海公安机关早已盯上的目标人物，其公开身份是美商海宁洋行职员，实际上是位于贝当路（今衡山路）841号的“美国第44海外观测队”（简称ESD44）上海总部成员。

　　显然，这是一起美、蒋联手行动。

　　胡健吾被捕时，已经将信送达，取得了雷德蒙的回信，不料返回时马失前蹄。

　　翻检雷德蒙的回信，英文，极简：“谢谢，R；耶稣”。再无一字冗余。

　　相信这封信中一定附有密写内容，可惜，年轻的上海公安机关还不具备破解技术。

　　2 锁定梅沁咖啡馆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对此案高度重视，当即交由政保处处长王征明负责侦破。一年前,上海解放后破获的首起海外间谍大案，就是由当时还是社会处三室主任的王征明带队指挥的。那是一个非常强悍的班底，不仅拥有侦察、预审等科室，还有一支数百人的外线侦察队，在当时堪称豪华。其中有让王征明特别倚重的侦察科副科长王大超，老地下党出身，英文好，脑子灵，尤擅涉外案件。

　　雷德蒙的活动面广，交往人很多，经常涉足酒吧、饭店、咖啡馆、商行，以及一些私人住宅，加起来有30多处；对象多为美、英等国侨民和无国籍白俄，中国人也有，不多，林林总总超过70人。对这些人，侦察组一个都不放过，发现一个，跟踪一个，查证一个。

　　经过比较分析，梅沁咖啡馆是雷德蒙所到频次最高的场所，几乎每天必去，甚至一天几次。

　　经扬帆批准，王征明决定大胆尝试，以梅沁咖啡馆女老板潘孝明为目标，寻求突破。

　　1951年2月初，侦察人员利用潘孝明去港返沪之机，在杭州，对她进行了秘密接触。潘承认，雷德蒙和史密斯（注：与本案相关的另案间谍，当时已潜逃香港）都是梅沁店的老顾客。但也仅此而已，梅沁坚决否认跟两人有其他瓜葛。

　　侦查组接触的第二个目标，是曾在ESD44上海总部任职的吴薇兰。此人1938年与德侨萧富纳同居，上海解放后仍住ESD44房产，有隐匿敌产之嫌疑。

　　2月中旬，吴薇兰被秘密传讯。吴承认，她曾任ESD44供给组助理员，并交代了该机构的人事情况，但一再表白自己只是下层雇员，对其他内幕完全不了解。

　　两次尝试，都没能赢得突破。

　　时值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而在与北中国紧邻的朝鲜土地上，抗美援朝激战正酣。公安部要求上海结合镇反，侦破几起敌特间谍案，打击美蒋气焰。因为ESD44上海总部涉嫌美国中情局，且与台湾保密局关系特殊，其滞留人员无疑都属镇反对象，即使不能从破案角度，同样可以动他。

　　王征明征求华东公安部一处副处长卢伯明、科长俞守中意见后，提出一个方案：对雷德蒙采取侦察性逮捕。

　　方案上报市委和北京，很快得到批准。

　　1951年4月27日午夜，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扬帆）的指挥下，全市统一行动，实施大搜捕。“全市组织了三千五百余名军警、干部、工人和学生，统一行动，逮捕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革命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八千余人。”雷德蒙也在被抓之列。

　　3 “方先生”下落不明

　　本以为初次对付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要他开口将会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但没想到，雷德蒙到案当晚，突击审讯到第二个回合，就开口吐供。

　　从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开始，雷德蒙的神情就像遭霜打的茄子，蔫得厉害。面对审讯，张嘴便道：“我早知道你们已注意我，常想总有一天会被捕。”接着便交代自己的履历。说他是纽约人，1946年参加美国战略情报局，接受间谍训练，后派到ESD44上海总部，曾先后在北平、沈阳等地活动，1948年回上海总部任谍报官员。1949年春上海总部撤往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他自己因为妻子是无国籍白俄，没有入美签证，不得已才以洋行职员身份为掩护，滞留上海。

　　国民党败退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负责远东情报事务的劳埃·乔治（L.George）来沪，部署预伏，决定雷德蒙留下，领导分别潜伏在上海、北京两地的“王将军”组和丛克中组。上海解放后，王组不断有情报送来，北京则渺无音讯（当时已被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但因近期不断有潜伏特工落网，风声吃紧，所获情报至今也没敢往外送。

　　继1950年初秋胡健吾来沪接头后，今年2月，香港又来了一位方先生，同雷德蒙秘密会面，带来一封密写信和2000美元，要雷德蒙设法去香港。但雷德蒙还没来得及找到偷渡途径，就已被捕。

　　雷德蒙提供了“王将军”和“方先生”的长相、衣着等外貌特征。这是两个尚不为我掌握的线索。

　　从雷德蒙寓所，侦破组抄获了电台呼号、波长表、密写显影药，以及未及送出的19份情报。这些情报涉及旅顺港苏联军舰，旅大机场，上海江湾、大场机场，东北、华北解放军驻军，以及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组织人事情况等等。

　　根据雷德蒙的口供，侦察人员迅速查明， “王将军”的真实姓名叫王可一，一个老牌军统特务。他的情报翻译，就是吴薇兰。4月28日，王、吴二人落网。

　　4月30日，报务员徐斌、黄皇（王可一的妻子及情报助手）落网。包括吴薇兰在内，王可一组台被一网打尽。遗憾的是，“方先生”暂时下落不明。

　　4 王可一终于开口

　　连续10次审讯，王可一拒不吐供。

　　问及雷德蒙布置给他的潜伏任务，王可一一概推脱不知、没有。他更愿意将自己描画成“拥护人民政府”的顺民。

　　王是军统老牌特务，其“王将军”的诨号可不是浪得虚名。

　　早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根据作战方向，将全国划分为八至十大战区，王可一即为冀东谍报组组长，官至少将。军统内部，连戴笠到死也只有少将，坠亡后才被追认陆军中将。王少将能与之比肩，绝非一般小特务可比。

　　“你跟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关系？”审讯人员问。

　　“我不会讲英语，也没有美国朋友，从来没有帮美国人搞过情报。”王可一矢口否认。

　　“那么夏超是怎么回事？”

　　“嗯？他……”

　　“还有一个叫小罗斯福的，美国人，你跟他又是什么关系？”

　　“这个……”

　　王可一原先自忖我方不可能掌握他跟美方的实质性证据。中美正在朝鲜交火，这个节骨眼上哪敢跟山姆大叔沾边？因而铁嘴钢牙，拒不认账。然而突然砸来的这两个人名，浑如惊雷炸耳，震得他晕头转向，顿时矮了半截。其实，夏超和小罗斯福，只是侦察员在王可一家搜到的两张名片，时隔数年，王可一显然已经记不得还有这样两张纸片躺在他家的某个犄角旮旯。记忆发生短路。

　　短路的记忆严重影响到他的抗审心理。王可一不得不开口供述。

　　“我是1945年在重庆加入的0SS，夏超和小罗斯福都是OSS的间谍。加入后派我去天津，受美国特工凯利斯领导，跟夏超一起，带报务员去东北，搜集中共和苏联方面的情报。1948年东北解放，我们撤回上海，雷德蒙布置我建立潜伏组台。成员有报务员徐斌、翻译吴薇兰……”

　　侦察组从王宅搜出收发报机一架、密码16本、密写和显影药各一瓶。

　　审讯继续，王可一终于全线崩塌，交代在香港与之接头的美特约翰逊，实际就是史密斯。他接受任务、领取活动经费后回到上海，又发展东亚酒店接线员郭、杨夫妇为情报员，并准备派俩人去香港受训等。

　　郭、杨夫妇随即被逮捕。

　　5 连续作战案情清

　　话分两头。

　　在突击审讯王可一的同时，侦察组加紧追踪“方先生”。

　　4月28日，史密斯过去的司机、也是ESD44上海总部的司机李荪被密捕。李交代，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史密斯之命，去贝当路841号取过一架收发报机，送给住在陕西南路的罗世祥。两周后，又从罗家把电台转移到自己家藏匿。史密斯与罗世祥的关系非同一般。

　　罗世祥，又一条新线索。侦察发现，罗以经商为掩护，经常往来于沪港之间，有为史密斯两地通联之嫌。最近又刚去过香港，很可能负有秘密任务。4月29日，罗世祥被捕。同时从李荪家起获崭新电台一架。

　　罗世祥到案后称，自己只做生意，不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组织，无可交代。

　　对史密斯，罗世祥辩解说是一位美国朋友介绍的，只知道他以前在海军情报处干过，后来成了邮票商人，其余一概不知。如有隐瞒，宁可被枪毙。

　　罗在被审时口气很大，斩钉截铁，但一回到监房，立刻变了模样，神情萎靡，唉声叹气。还发现，罗的长相、衣着，特别是脚下一双进口高级黄皮鞋，同与雷德蒙接头的“方先生”颇为相似。于是将罗的照片混杂在许多照片中，给雷德蒙辨认。雷德蒙很快指认，此人正是“方先生”。

　　“方先生”——审讯员的招呼刚刚出口，罗世祥顿时如遭电击，脑袋马上耷拉了下来。

　　罗世祥交代，他1949年3月加入史密斯间谍组织，之后曾5次携带情报去香港，向史密斯汇报工作，换取经费6000多美元。先后发展海关留用人员季、倪、陈、舒等，参加间谍活动。今年2月与雷德蒙接头，也是奉史密斯之命。

　　史密斯是1950年2月28日逃离上海的。其时上海刚刚破获首起海外间谍案，史密斯惊恐万状，拿出8000美元，要罗世祥帮助外逃。罗花钱雇了一条机帆船，再指使被买通的海关留用人员接应，掩护史密斯偷渡出吴淞口，经舟山，逃往香港。出逃前，史密斯交给罗世祥一份白俄情报员名单和一批情报材料，嘱其藏匿。

　　罗世祥还供述，他从香港带回的联络信不是一封，而是两封，一封给雷德蒙，另一封寄给了上海沧州别墅的亚历山大·格士先生。

　　根据供述，侦察组对嫌疑人逐一调查，取得证据后，将上述5人及白俄情报贩子4人抓获。时为1951年上半年。

　　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侦察组夙兴夜寐，连续作战，基本弄清全部案情。

　　美国第44海外观测队（External Survey Detchmen）上海总部的前身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OSS）驻中国总部， 1947年9月以后变身为中情局远东情报总站。1948年秋，随着中共在大陆节节胜利，ESD44开始向海外收缩撤退，同时布建针对中国大陆的潜伏组台和情报交通线。

　　1954年8月，距离《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已近一年，为配合国际斗争，周恩来总理指示公安部，对雷德蒙案进行公开宣判。同年9月1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分别判处美国间谍组织“第44海外观测队”成员雷德蒙（H.F.Redmona）等8名美国间谍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