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捐献，这个曾经讳莫如深的话题，如今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截至去年底，上海累计登记遗体和角膜捐献者44106人，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累计实现捐献9573人，约占全国三分之二。捐献者年龄最大的110岁，最小的仅出生2个月，他们用身体献出了最后的爱。

　　精神与日月同辉

　　1982年3月，上海红十字会率先在全国开展遗体捐献工作。2001年3月1日，全国第一部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正式施行。35年来，上海红十字会、遗体捐献者联谊会、高等院校、上海福寿园等相关单位和团体紧密合作，致力帮助捐献者献出最后一份爱，为这些平凡的人完成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截至2016年底，上海累计登记遗体和角膜捐献44106人，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累计实现捐献9573人，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遗体捐献，这个曾经讳莫如深的话题，正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付诸行动。

　　2002年3月，全国第一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在上海福寿园落成。纪念碑的主碑由一块近2米高的透明玻璃构成，上面刻有红十字会的会标以及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纪事；碑前横卧着的大理石上，刻着上海市原副市长谢丽娟的题词“精神与日月同辉，爱心与天地共存”；两侧一男一女人体镂空雕像，则寓意“人道、博爱、奉献”。主碑的周围，是三座同样近2米高的书型石碑，数千名遗体捐献实现者的名字被镌刻在上面。

　　福寿园办公室主任廖财明介绍说：“这几年，遗体捐献者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从刚开始的几年才能写满一本‘书’，到现在一年已经写满一本‘书’了。这是好现象，因为遗体捐献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目前，“石书”上已载有包括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和上海市红十字会原会长白备伍等在内的6000多名捐献者的名字，年龄最大的110岁，最小的出生仅2个月。在这些捐献者中，流传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

　　一人捐献带动一个家族

　　蒋百平是嘉定区娄塘地区生前办理遗体捐献的第一人。他年轻时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曾对弟弟说：“我对社会贡献不大，死后想将遗体捐献给医疗科学机构，这比火化要有价值。”1986年底，蒋百平将一份《遗体捐献登记表》摊开在弟弟蒋乃平的眼前，让他在登记表的“执行人”一栏里签了字。1993年6月，蒋百平逝世后，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接收了他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现在，蒋百平的家族中已有17人在嘉定区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他的外甥女金莹是嘉定区遗体捐献登记者联谊会嘉定工业区组长，主要负责宣传、组织和服务工作。金莹说：“现在人类对许多疾病仍束手无策，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意义重大，我很愿意为此奔走！”提起家族中第一个捐献遗体的蒋百平，金莹话语里充满敬意：“我很佩服大舅舅，他很勇敢。现在，家里有不少人都受他的影响，加入了遗体捐献的队伍，包括我的父母和小舅舅。”

　　2008年，当金莹从报纸上得知中国遗体捐献者少、缺口很大时，就对女儿表示想在去世后捐献遗体。女儿一听就哭了，说什么也不同意。金莹耐心地向女儿解释：“人去世后就没感觉了，不会觉得痛，你不用心疼妈妈。妈妈捐献了遗体，让医学院的学生多划几刀、多做些研究，他们当医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点痛苦。”金莹承认，捐献遗体的决定，的确让她受到了一些压力。在农村，人们的观念相对保守，误以为捐献遗体不吉利，或子女不孝顺，甚至有人猜想捐献遗体会不会有什么好处。面对猜疑，金莹只是笑笑，说：“没有的事，你再说也不会有，网上一查就知道遗体捐献是无偿的。而孝顺父母要在生前。人死后还能为社会作出点贡献，这是好事情。”最后，金莹在得到家属的理解和支持后，毅然走进嘉定区红十字会，办妥了遗体捐献手续。

　　我问：“遗体捐献后能保留骨灰吗？”“当然可以，家属如果要保留骨灰，遗体使用完毕火化后会把骨灰交给家属。”她回答。让金莹感到欣慰的是，在她的带动下，自己的丈夫、弟弟和弟媳、小叔子、表妹等都加入了遗体捐献登记的行列。

　　金莹一直在为扩大捐献者队伍而忙碌。在她的努力下，嘉定工业区的遗体捐献志愿者已从2013年的29人增加到了现在的64人。2015年端午节前夕，金莹得知70多岁的张忠兴老人在病床上表示想捐献遗体，她马上联系区红十字会，当天就赶去为老人办理手续，第二天便将遗体捐献证书送到了张忠兴的手里。老人在弥留之际，紧紧握着金莹的手，轻声说了句“谢谢”。

　　可喜的是，奉献者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2016年2月，媒体报道了蒋百平家族争献大爱的事迹，而金莹一家也被选为全国最美家庭之一。

　　“大体老师”照亮求医之路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临床解剖中心，遗体捐献实现者被学生们又称为“大体老师”。每堂解剖课前，师生们都会对“大体老师”默哀一分钟，并每人献上一支菊花，以表敬意。而在每年清明节前，师生们也都会在本校和福寿园举行感恩缅怀仪式。

　　医学院的解剖室里，终年散发着福尔马林的气味。那天，老师掀开盖在解剖台上“大体老师”身上的白布，是一位老伯平静而苍白的脸。在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的一堂解剖课上，8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学生正围绕着遗体，准备开始解剖。解剖室里很安静，只有手术器械放入托盘时的清脆碰撞声。这位“大体老师”将陪伴学生2个月，为他们提供一次难得的、允许犯错的实验机会。

　　受传统习俗的影响，中国目前捐献遗体者人数并不多。在上海，平均每8名医学生才分配到一具遗体实习，而西方国家培养一名医生需要10具遗体。一具遗体的用处很多，能做器官和角膜移植，能给大专院校解剖教研当“大体老师”，能做病理解剖分析实验，能制作人体标本。一个医学院学生在笔记上曾写下这样一句话，“大体老师，您用生命中最后一束光，照亮了我们求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