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片中由曾经摘得两次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丹麦导演比利·奥古斯特导演的《烽火芳菲》，直接将背景落实在二战中的中国，回溯飞虎队员与中国女子的跨国之恋，同时也展现其时抗战中民众与盟军战士的合作情形，在战争大背景下呈示个人运命，几乎算得上是容易被拍成俗套的题材，这样的构造与奥古斯特以往的影片风格有所不同，能否在套路中有所突破，应该说是观众观看这部影片时在内容之外的更深层次期待。

　　聚焦前苏联超现实主义作家哈尔姆斯的传记片《哈尔姆斯》同样关注距今数十年前的历史，但表现手法相当复杂、多义，在拍摄哈尔姆斯真实存在过的时代的苏联风物的同时，大胆采用布景画与实景结合的方式，前景实物，后景黑白的绘画背景（有时甚至是流动的），似乎在传达一种对历史叙事的虚实本身的质疑态度，哈尔姆斯与其周边人物，有时候反而成为了光影的陪衬，从传记片的类型角度来看，也算得上另辟蹊径。

　　同样以特定时代背景展开叙事的还包括波兰导演马赛·皮耶普莱兹卡导演的《我是杀人犯》，由青年警探目光结合上世纪七十年代真实发生的杀人案，绘制出一个时代的警员生活真实图谱。而罗伯特·穆兰导演的《疯癫之翼》则聚焦精神病学家莱茵，在其为精神病医学呕心沥血的背后，潜藏着不与人知的孤独与血泪，影片群星荟萃，第十任“神秘博士”大卫·田纳特与《广告狂人》女主角伊丽莎白·莫斯联手贡献出相当惊艳的表演，影片本身充满迷离影像，似乎不断在应和所要呈现的人物与主题。

　　日本导演降旗康男年届八十，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年他的悬疑新片《追忆》入围金爵奖，结合了小栗旬、冈田准一、柄本佑等影帝级表演阵容，以一桩围绕三个小孩的可怖童年往事展开，联接到今日发生的杀人案，在扑朔迷离的真相背后，更是日本人集体国民性格数十年不变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断用音乐构成煽情场景，与今天习惯了更为本体化与简练电影语言的观众的欣赏适应有些不同，但包括降旗康男在内的日本上世纪后期的实力导演在年迈时期拍摄的电影充满举重若轻的人生况味体察是不争的事实。电影直接摒弃了吸引观众的悬念制造法，甚至将凶杀真相一笔带过，在追寻与追忆、线性叙事与闪回的交错里，观众仍然可以清晰看到世界的无情变化。

　　《故障状况》则是完全围绕罗马尼亚当代医疗制度展开，从一桩婴儿病房失火案展开，视点涉及包括院方、受难婴儿父母及一对年轻的恋人，从制度、个性及社会习见各个角度切入此事件的内部肌理，野心颇大，颇有点像俄罗斯导演尤里·贝科夫剑指腐败系统的《危楼愚夫》，与后者不同的是，《故障状况》试图在各个不同切面之间平衡跳跃，最后却造成了每一个侧面都浅尝即止的效果，或者创作者是冀望于以留白的姿态引发观众的思考，但这部影片本身并不是一种主动向的风格，来回切换反而可能造成观众无法代入。

　　与《故障状况》相比，菲律宾导演保罗·维拉拉纳的《三轮浮生》则走了另一个极端，通过一段寓言式的回乡之旅，对菲律宾的市井社会面向与信仰危机发出疑问。影片中三轮车夫蒙格的一家老少，怀揣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毅然放弃马尼拉的都市底层生活，踩着三轮车回故乡，全程紧随他们的、只有在盲人媳妇眼中才会出现的菲律宾人形象的耶稣，旁观者他们回家路上发生的一切生离死别，最终与他们一起迎接朝阳。《三轮浮生》真正做到了笑中带泪，市民生活的点滴与凭着爱一往无前的终极悲剧，被糅杂在简单的回归行动中。这部影片中的小人物刻画极其细腻，妻子对着年轻时候的美照沉默不语、在街边摆摊的女儿眼巴巴望着橱窗里可望不可即的红色高跟鞋，都是轻描淡写而意味深长的笔触。在本届电影节中入围的德国电影《我单纯的兄弟》中饰演患病哥哥的大卫·克劳斯曾经以《朗读者》惊艳影坛，此番他的表演真正做到了羚羊挂角，在一段表现角色癫狂状态的长镜头中，身不由己的沮丧与永失我爱式的宿命纠缠，在哥哥脸上展露无遗。这部影片中的小人物更加具体、直接、动人心弦。

　　在此之外，伊朗影片《筹款风波》同样讲述几个年轻人的悲情人生，但剧作的巧合与人物关系矛盾编织得太过繁复，反而显得刻意，不过仍影片保持了伊朗电影一以贯之的人情世故与犀利锋芒。竞赛片中还包括喜剧《布里斯比熊》、以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为传主的《巨大而可怕的世界里》、蔡尚君导演的新片《冰之下》，及孟加拉新浪潮导演法罗齐的《哀苦心事》等。与往年一样，竞赛片视角多元，可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也许不为我们知晓的事情，而这些，也是无常的人生的一部分。

　　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