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象”被迫离开了妈妈，被马戏团当作了赚钱的工具。它与妈妈相聚不得，它被逼“独立”、长大、谋生，许多人在影院里为小飞象的遭遇流下眼泪。一则为故事的生动，二则谁没有那种感同身受——任何坚强都是困境中煎熬出来的。悲悯是别人的事，有所承担是自己的事。小飞象那宛如真象的可怖皮肤，那恐惧与天真并存的眼睛，名导演蒂姆·伯顿用人工智能所做的特技震撼人心，故事的感染力也就加强了。就像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中阿丽塔那双谁也忘不了的眼睛。现代电影研究出的科技，满足的是导演要超越传统表达的愿望。形式的新异本身具有观赏价值，更重要的，它是导演的思想核心所在。

　　万众期待的迪士尼电影《小飞象》上映后，口碑遭遇两极分化。一部分观众觉得拍得中规中矩，光明浅显，辜负了鬼才导演蒂姆·伯顿的名头；令一部分观众觉得小飞象宝宝被亦善亦恶的人类逼迫，别无选择地成长，种种场景朴素真实，深沉动人，让人“全程哭成狗”，深感大导演不负盛名，呈现了应有的水平。作为一名普通观众，我毫不犹豫地站在后者之列，因为说来惭愧，我就是那个在电影院里哭成狗的观众，从小飞象不愿与妈妈分离、深夜前往妈妈的牢车、鼻子伸进窗口去触摸妈妈那一刻开始，泪腺就失控了。

　　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所谓成长的故事。虽然看上去好像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逆风翻盘的故事，但实际上留给小飞象的成长时间远远没有丑小鸭长。这个耳朵特别大、俗称畸形儿的小象刚生下来就以婴儿的身份在马戏团登场干活，直至电影结束都处于婴儿期。没有人保护它，只有它的妈妈在后台感应到它的恐惧，冲出来挡在它面前跺脚保护它，却被当作“疯掉的动物”关起来。一只孤零零、长相奇怪的婴儿象，根本无法在马戏团这种残酷职场中活下去。偶然被小孩子发现它一旦受到羽毛的刺激就能扑闪着两只大耳朵飞起来，这种天赋异禀使它背上了更大的苦难：必须打扮成小丑象，靠“飞”取悦老板和观众，饱受惊吓、战战兢兢，被嘲笑，被喝骂，连马戏团的成年演员都看不下去了，忍不住帮它说话：“它还是个宝宝。”

　　是个宝宝又如何？是个宝宝就不用工作？马戏团的小动物没那种命。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围观小飞象的命运，是一场漫长而又欲罢不能的折磨。婴儿象的真情实感裂屏而来，那灰色的、黯淡的、布满褶皱的皮肤既可以说可爱，也可以说丑陋。蒂姆·伯顿使用人工智能打造的这只小飞象充满了质感，毫无塑胶气息，逼真的动物皮肤的每一个蠕动、颤抖都令人仿佛能闻到潮湿的小动物气息，让人忘记了特效，就像19年前他用真人演员出演《爱剪刀手爱德华》里的半成品机器人，真实得让人恍惚忘记了那是机器人，而将之当作真正的人。小飞象和爱德华都带着缺陷来到世间，都将缺陷变成了独有的才华，然后都被才华所累，被利用、被追赶、被胁迫。爱德华最后选择远离人群，小飞象则在人的帮助下回归自然，只有在那里，飞行才带给它单纯的、毫无功利、无需讨好的快乐。

　　19年飞逝，从人扮演机器人到人工智能模拟小飞象，从人与机器人的不相容到人与小飞象的不相容，蒂姆·伯顿的童话故事始终在以人如何对待自身以外的事物来反思人类自身，探讨人性弱点。很多时候，残忍是在不经意间实施的，罪行是在心安理得中犯下的，自我利益至上，换位思考缺失，于是置身恶行之中而不觉罪恶。从某种角度而言，伯顿的《小飞象》和前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托罗的《水形物语》有异曲同工之处，那部电影中的人鱼被美国政府实验室捉去养起来奇货可居，实施活体实验，最后被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偷偷救出放生，其实是美苏冷战中的间谍求活命而反抗；而这部电影中的小飞象所在的地方马戏团被大资本家甚至银行家收购，为了让它死心认命，不惜要杀死它的妈妈，美其名曰“这样才能独立成长”，最后小飞象被马戏团的演员们集体救出，其实是演员们被集体裁员，出于反抗而为之。善恶之间，有太多灰色地带。

　　所以那些批评本片不够暗黑、太过光明的观众，可能看得比较粗心，或者不够感性，觉得要黑就不见天日，要白就白到发光，中不溜丢不太好。其实要说得简单很容易，要做到真正的简单反而比较难，比如只要凝视小飞象那宛如真象的可怖皮肤，以及那水泥褶皱般暗沉的皮肤上水晶般清澈、恐惧与天真并存的生动眼眸，二者之间强烈的反差，那种肉眼可见、扑面而来的实感在观众内心引发的震撼和反思足以展示导演的立场。无需去和1941年版本比较，这是货真价实的2019年版本，就在当下，蒂姆·伯顿用镜头呈现了他的创作态度，示范今时今日的人工智能特技在电影中的正确使用方式：应该为直击人性的内容服务，而非仅仅作为空洞的形式。

　　本版编辑/杨晓晖

　　视觉设计/竹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