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上海城隍神

　　秦裕伯，是上海人耳熟能详的上海城隍。元至正四年（1344年），已经49岁的秦裕伯考中进士，在湖广行中书省任职，六年后，提升为山东高密县尹。为官一任，做了不少实事，政绩卓著，很受百姓拥戴，离任时，百姓欲留任而不能，颂其勤政爱民之功德，请人铭文详其事迹，立碑纪念。

　　秦裕伯调离高密就任福建行省郎中，时值黄河以南的各行省已发生多起农民武装暴动，为避兵乱，秦裕伯弃官回原籍寓居扬州。复回上海时，不久母亲唐氏病逝，便居家为母守孝。时逢张士诚渡江攻下常熟、湖州、松江和常州等地后，定都平江（苏州），为扩张势力，派人到浦东请秦裕伯到苏州做官，被秦裕伯婉言谢绝。

　　明朝立国，正是用人之际，朱元璋命中书省下令给秦裕伯，要他出山任职，他以母丧守制未满而推脱。朱元璋再次下令中书省征召秦裕伯，秦还是固辞不就，不由得皇帝龙颜大怒，朱元璋愤怒地下了一道手谕：“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这记载在《明通鉴》上的一句话，有很强的威胁性，言外之意，是你秦裕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再不从命，杀身之祸就不远了。接到朱元璋手谕，秦裕伯“涕泪横流，不得已偕使入朝”。洪武元年，出任侍读学士，次年改任翰林院待制，不久又改任治书侍御史。洪武三年（1370年）与御史中丞刘基同为京畿主考官。后来，又被任命陇州知州，已年逾古稀的秦裕伯不得已上书告老还乡，这次有幸得到皇上恩准。洪武六年（1373年）七月二十日，秦裕伯病逝于上海家中，葬于父秦良颢墓旁。朱元璋得知秦裕伯死讯，说了一句：“生不为我臣，死当卫吾土”。即敕封为上海城隍神，追赠“显佑伯”。

　　“海滨民好斗”，朱元璋手谕里的这句话，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滨海的人咋就那么犟呢！确实概括了元明时代上海人的性格特征。上海这块热土，处于吴越之间，先秦时代这里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早期的民众由草民、盐民、渔民组成，民风强悍，心智率直，喜欢简单，不绕弯子。“豪爽、侠义、乐善、好客”，成为人们交际礼仪的特定基调和人文色彩。这主要与早期先民的生存环境有关，滨江傍海，大抵为居住海边的盐户与渔民，远离中央朝廷的控制，面对浩瀚无际的大海，极目远眺，海天一色，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常受台风袭击，有时风急浪高，击岸破堤，拔树摧屋，险象环生。流动的海上作业，常常带有不可预测、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性质，渔民的冒险精神和粗犷豪爽性格的生成与他们在海上的这种特殊生存状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地域和一定生态的产物，必定会打上地域和生态的烙印，并逐步地、自然地形成地域和生态特色，这是不言而喻的。

　　船民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岸上亲人也因此经常处于惊骇之中，祈求神灵护佑成为他（她）们唯一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每一次顺利返航，都是神力相助，而每一次海难都是鬼怪所致。对神的敬仰和对鬼的畏惧已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走进普通人家，几乎“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遇到某个“节日”，敬神就成为无须约定而又声势浩大的群体性行为。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上海的船民就自发建造了一座祭祀惠灵夫人的“顺济庙”（俗称“丹凤楼”），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天后宫。在上海各区县的地方志书上，几乎每个区都有“天妃宫”、“娘娘庙”的记载。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海为抗倭御寇而兴建城墙，城墙上建有几座敌楼，其中位于城墙东北角的万军台正好建在顺济庙上，于是，该顺济庙被拆毁。但上海名绅、上海城隍秦裕伯的后人秦嘉楫赶在建万军台之前，将顺济庙的楹联拓了下来，陆深的重孙也抢先把顺济庙大殿的匾额请回家中，当倭患稍息时，由秦嘉楫提议，上海士绅委托道士顾拱元在万军台上重建，陆氏也将匾额归还，悬挂在新建的楼上，是为新建的天后宫，一说即是沪上八景之一的“丹凤楼”。看来“海滨民好斗”的子民，也具有铁汉柔情的另一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