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到上海治疗

　　与此同时，刘飞和夏光还动员未随“江抗”西撤、化整为零在当地隐蔽的原“江抗”独立大队大队长殷玉如集合旧部，取出埋藏在各地的枪支，派出得力干部前往整训并给殷部充实骨干，使之成为新“江抗”的一个连队，仍以原番号活动，重点控制何市地区。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成立和新“江抗”的蓬勃发展，使新“江抗”官兵备受鼓舞，但刘飞却依旧离不了床板和两根拐杖,胸部隐隐作痛的伤口和嵌在肺部的子弹也告诉他，枪伤未愈，战斗暂时与他无缘。

　　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第1、2支队奉命合并，在溧阳县水西村宣告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2团、4团、新6团、挺进纵队及全区的地方武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罗忠毅任参谋长，刘炎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

　　新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再次派人来看刘飞，要他到上海去治疗。刘飞不愿在新“江抗”刚刚成立的时候离开战场，但想到只有尽快治好伤，才能重返抗日前线，于是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和安排。

　　1939年11月上旬末的一天，常熟浒浦口码头铅云低垂，阴风怒号。刘飞头戴呢礼帽，身穿棉长袍，取道这里乘江轮前往上海。相传当年乾隆下江南时，误将浒浦口读成“许浦口”。皇帝念了白字，当地百姓也就将错就错，于是常熟人都将“浒”念“许”。码头上，刘飞警卫员何彭福要求与他同行，刘飞说：“我一个讲湖北话的已经够呛了，再加上一个小闽东还了得！”何彭福依依不舍返回新“江抗”，担任司令员夏光的警卫员。

　　在上海党派来的地下交通员接应和掩护下，刘飞顺利登上长江客轮，通过关系安排在船上职员的休息间。船进吴淞口，上船检查的日本兵未到休息间。第二天，刘飞平安到达上海十六铺码头。地下交通员叫了一辆祥生公司的出租汽车，把刘飞送到地下党员荣健生住的亭子间。1950年1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后，荣健生任华东区邮电管理局局长。刘飞在荣健生处逗留时，荣健生把床让给刘飞，自己睡地铺。躲避四五天后，刘飞来到上海英租界内美国圣公会办的同仁医院，住进了外科大病房第四床。

　　护送刘飞入院的护士长张晨年纪虽轻，但早已是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他对院方说，刘飞是他的远亲，名叫王福祥，在湖北老家种田时为流弹所伤。大家见刘飞皮肤黝黑，忠厚老实，也都深信不疑。经检查，刘飞胸部的子弹在靠近心脏的肺腔，因体质较弱，需要卧床静养，待体质恢复到一定程度，再决定是否手术。刘飞以顽强的毅力积极配合治疗，就餐、大小便都卧床进行。

　　住院期间，地下党员荣健生特意派负责沟通张英与他之间联络的交通员蒋国梁（化名康迪），代表他到同仁医院看望刘飞。蒋国梁并不认识刘飞，他找到同仁医院外科大病房时，刘飞恰好外出。蒋国梁便坐在第24床上等他。刘飞回病房后，见一个陌生人坐在自己床上，马上不动声色走过来与他握手。蒋国梁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后，两人就像亲人一样谈笑起来。刘飞知道，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这位未曾谋面的同志来看望自己，是向病友释放他在上海有亲戚的信号，以便掩护自己养伤。

　　3个月后，刘飞体质明显增强。医生检查后认为，刘飞肺部的弹头已被结缔组织包裹，今后将不致由异物引起周围炎症或损伤重要脏器，且弹头位置靠近心脏，现在手术有一定危险性。经征求刘飞意见，院方确定暂不做手术。

　　真是生死冤家呵！刘飞意识到，“忠义救国军”送给他的这个礼物，恐怕今生今世要与自己不离不弃了。从上海返回苏北新四军1支队驻地，陈毅安排刘飞重返“江抗”。

　　1941年2月，迅猛发展壮大起来的新“江抗”被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刘飞任旅政治部主任。

　　不久，由新四军派回上海完成学业的朱萍，带着在上海护理过刘飞的医生蒋游、褚杰参加新四军。三人到达驻江都县的18旅时，刘飞赶来看望，这时他们才知道，眼前这位英气逼人的旅政治部主任刘飞，原来就是当年在上海同仁医院住院的“王福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