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少先队员今犹在

　　“我清楚地记得，1949年4月4日，党组织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成立了‘铁木儿团’，又叫上海地下少先队，它便是解放后正式命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前身。当时参加我们上海地下少先队的共有23人，如今在世的大约只有三五个人了。”现年83岁的章大鸿说，他是1946年9月考入洋泾中学读初一的。刚进校没多久，班主任曹文玉就拿来了一叠报纸推荐给大家，那就是《新少年报》。曹老师本人就是位地下党员，时常组织大家阅读报上的文章，讲述革命道理。直到1948年《新少年报》被查禁，共出版了整整一百期。解放后，《新少年报》在北京重新出版，更名为《中国儿童报》，成为全国少先队的队报。

　　报童近卫军述说往事

　　同为83岁的刘慧珍老人，是“报童近卫军”的成员。“我们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白天外出卖报贴补家用。”刘慧珍说，是党组织把报童们团结在了一起，成立了“报童近卫军”，不仅大力发行《新少年报》，还带领大家学文化、学唱歌，告诉大家所遭受的苦难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社会制度造成的。

　　老人回忆说，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报童们积极地投身到党的活动中来，特别是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大家的热情可高了，纷纷利用熟悉上海大街小巷的优势，将一张张宣传新中国、欢迎解放军的标语贴满了全市。“我个子比较矮，是站在了一名男生的肩膀上，把大红标语贴到了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的外墙上。印象中，这是南京路上的第一张欢庆解放的标语。”解放后的刘慧珍入了党，还担任了车间支部书记，老人坚定地说，少年时代跟党走的路，选对了。

　　参与迎上海解放活动

　　虽也接近耄耋之年，但方金发老人仍显得十分矍铄，身手也很敏捷。“我可是黄浦区公安分局的老警察了啊，1950年从警后干的是秘密战线工作，主要是反特防特，常常穿着便衣执行秘密任务。由于我长得比较小，有时还化装成红领巾孩子跟踪敌特呢。”方金发原来也是名报童，家里的房屋被日本鬼子炸毁，4岁时父亲又病故了，一家人只得住进了八仙桥的难民收容所。是党组织把他送进了报童小学读书，而且学校的好多老师就是地下党员，不久，他也成了地下少先队员，成为《新少年报》的忠实读者。

　　“我记得是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学校里的张家昌老师把我们几名地下少先队员召集在一起，给了我们一叠传单，上面写着《告上海人民书》，这是上海地下党为迎接解放而发出的号召，要求我们迅速把传单散发到市民手中。”方金发说，于是，他们从七浦路出发，经过河南路、天潼路，一直把传单送到了老北站附近。为了避开当时旧政府军警的追查，少先队员们把传单挨家挨户地塞入门缝里，还有些敏捷的孩子，干脆跟着黄包车一路小跑，趁乘客一不留神就将传单塞进他们手里…… 

　　首席记者 王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