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乐评人红得发紫，并且一定要毒舌，不然谁都不会记得你。音乐毒舌评论盛行于19世纪及20世纪第一个十年。彼时的乐评人对攻击非传统的作曲家十分落力，“政治正确”的概念尚未诞生，人身攻击和评论创作几乎是一回事儿。

　　詹姆斯·吉本斯·哈内克在1903年7月19日的纽约《太阳报》上写道：“有天晚上我在咖啡馆碰见了德彪西，于是被他独一无二的丑陋给惊呆了。他的脸很平，他的头顶也很平，眼睛很突出———他的表情既隐晦又阴郁，再加上他的长头发、乱胡子，粗鲁的着装和软塌塌的帽子……这人简直像东方来的孤魂野鬼；他的音乐老早以前在婆罗洲半山腰寺庙里才能听到；写个交响曲是为了欢迎砍头猎手们带着可怕的战利品归来。”今天大概不会有任何一家报纸会发表一篇将作曲家骂成“白痴”或“疯子”的评论，但1899年可不是这样。《音乐导报》上称理查·施特劳斯“要么神经错乱，要么正在飞速变成白痴”；几年后该报又以同样的句式和措辞攻击了勋伯格，“阿诺德·勋伯格要么像蠢蛋一样疯癫，要么就是个精明的骗子。”

　　乐评人抱怨最多的是现代作品给他们带来了身体上的痛苦。勋伯格的《室内乐交响曲》曾被称为“刑房交响曲”，哈内克这样形容：“勋伯格激动万分地挥舞着尖利的音乐匕首，一小刀一小刀地割开受害者的皮肉。”伦敦《观察家》杂志的乐评人听了贝拉·巴托克演奏自创钢琴作品的音乐会后，说平生从未经历这样的痛苦，“程度堪比一两次所谓‘无痛’拔牙出了意外。”当痛苦变得不堪忍受，笔杆子又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用，乐评人只能起身发声抗议。勋伯格的《第二弦乐四重奏》在维也纳演出时，乐评人路德维希·卡帕思感到有必要当场抛弃职业礼节，大喊大叫来缓解痛苦的紧张。有时候连作家也忍不住要发议论，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高级黑了一把，他借用小说人物之口说：“我喜欢瓦格纳超过任何人。他的音乐响得不得了，这样你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讲话，而且保证旁人听不到你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