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不在这世界上了，你希望别人如何回忆你？

　　很久以前就听人提起这个说法，这也许是最直接而残忍地为自己找定位的一种方法。

　　当然，我一直不同意，以别人的结论来评估自己的价值，不过我还是不得不认可，其实拿这角度来看自己，有相当的客观性。毕竟在面对自己人生定位时有一定的难度，我们总会三心二意，不知如何定义自己存在的价值，然后寻找、定义、修改又寻找。

　　我们很难一次就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对我来说年纪越大越是困难，也许是因为多看了几天这个世界，就更明白自己的微小和不重要，所以才越难把握自己能做什么，能有什么是值得别人记得的。

　　年纪越大，面对别人提起自己写过什么东西，我越是惭愧，因为我知道那些别人记忆中的自己，终将在时间里灰飞烟灭。

　　因此生活中我更喜欢听见别人提起：他们记得别人的一些什么。对于我从事的音乐这个产业，最重要的是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火花激发。

　　我很幸运地在这产业里工作了二十多年，它给我最大的收获与福气，也就是遇到了许多有着同样爱好的人，尤其是在相遇时，他们还是个素人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我们相遇后，因为他们自己的才华于音乐圈大放异彩，我总要沾着他的快乐而感到幸福着，然后离开，等着遇到下一个能再激发我这种幸福感的人。

　　一路上，就这样不断地被这些走进我生命中的人波动着，就算后来不在一起工作了，时间久了疏远了，我依然会安静地关注着他们的近况。我总是清晰地记忆着，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和当时自己的心情。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遇到曾淑勤的那天晚上，她是我生命中第一位相遇而合作的歌手。木船西餐厅，是上世纪80年代台北巿很重要的民歌西餐厅，1988年，我在那里遇到她。她参加创作比赛，我当评委，当时她是大学法律系一年级学生。

　　比赛结果她并没有胜出，我却牢牢地记着她唱歌时头也不抬、不看人，把自己圈成一个如蜗牛的状态。她在台上自弹自唱自己写的歌，歌声如人般不愿意打扰别人、不愿意扩散，只让自己的歌声含在口中，吞回到自己的世界里，来回回转着。不晓得为什么，这特别地打动我，也许是她对孤独的描写方式，和我自己的生活特别相似吧。我们都是北漂族，我来台北两年多，她才刚来。

　　隔天我就跟我当时的老板桂小姐推荐了她，半年后我们成了同事。甚至有半年我和她以及另一位北漂朋友合租过公寓，当过室友，那时我养了两只猫，她还常常帮我照顾。

　　当时的校园民歌，已经在流行音乐圈兴起，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向着大众娱乐的质变。但是曾淑勤的人与创作相对来说却太晦涩和原始了。

　　曾淑勤写的歌不够复杂曲折，甚至有点简短，所有的语汇都有着自言自语的气息，不够煽动激情，似乎有点抗拒别人的靠近。

　　曾淑勤的人更是木着一张不知如何的表情，不适应打扮地黑压压穿了一身，与人见面也不多说话，往角落一待，自顾自地玩着她那把廉价吉他，与当时公司另一位也来自校园、很快一炮而红的歌手张清芳，完全是相反特质。幸好，桂小姐没有要求她改变，所以，曾淑勤没有快速蹿红。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觉得只有在制作曾淑勤唱片的时候，心理上最没有表现的压力，所以心情特别地放松自由。和她所做出来的音乐，最后被不被人喜欢，可以不是最重要的，往下做的原因，纯粹是因为高兴、喜欢。

　　曾淑勤的音乐就如同她的世界，跟眼前的世界没有一点关系，一切都独自成立。

　　不用以别人以为的欢喜去衡量她的欢喜，不用以别人的悲伤去理解她的悲伤。生活里的感想，她只能以自己的语汇和速度去表达，甚至故意放弃高明。

　　那些她唱的歌，最好是贴着耳朵安静地听，不适合扩音播放。她并不固执，演唱别人写的歌，也是愿意的，只要你不期待她唱出你要的样子。《鲁冰花》、《客途秋恨》都是这么完成的，《鲁冰花》拿了许多奖，仿佛都跟她无关，就连这首歌在大陆又红又火，很多人都不记得原唱者是她。

　　后来有很长时间没有与她一起工作，偶尔见面看她改变并不大，依旧不多话，就是笑容主动了，也许当了二十多年的老友，许多话可以不说。

　　不过我一直记得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回她开车送我回家，车上还有其他朋友，当我下车准备关上车门之际，她忽然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诧异地低下头看见驾驶座上的她，伸直了她那只爱拨弹琴弦的右手，我愣了一会儿才意会地也伸出我的右手，她使劲一握笑脸灿烂地大声说了句谢谢，然后扬长而去。

　　最近听说她决定录新专辑，着实替她高兴，其中会收录一首我写的歌词，她早已谱上了曲子却多年没有发表。我几乎都忘了那件事，也不记得是哪年写的、为什么而写，所以要求她寄来。

　　收到电邮，点开音档，熟悉的声音和当时保存着的心情，在子夜里我的书房漫开，原来我们都还是那个北漂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