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峰隐瞒病情换得手术机会，道德上是有亏的。小峰有活下去的生命权，但救治他的医生也有知情权。如果医生们真的因为这台手术而感染病毒，小峰既无法逃脱舆论的谴责，也必须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小峰出此下策并非因为他天生秉有枭獍之心，而是因为他无法按照正常的求医程序获得及时治疗。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医疗机构不能仅因患者患有HIV(艾滋病)而拒绝为其治疗其他疾病。然而，小峰的遭遇是：在有做肺癌手术资质的天津肿瘤医院，他因为携带艾滋病病毒而被推挡出门；而敢于收治艾滋病病人的北京地坛医院，却又苦于没有胸外科而无法施行手术。在屡次碰壁之后，他在强烈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使出了“欺瞒”大法，才得以手术。也就是说，是医疗机构不守规矩在先，小峰犯规在后，是医疗机构的冷漠造成了小峰的自私自利之举。

　　医院不肯收治小峰，是出于对感染艾滋病的恐惧。而《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则是对艾滋病患者权益的保护。那么在医生的恐惧心理和条例的刚性规定之间，究竟有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说到底，艾滋病的诊疗是个专业问题，医生的决定和条例的规定都应该以对艾滋病的专业认识为前提。按照中国性病与艾滋病防控中心专家的说法，因给艾滋病人做手术而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极小，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医生因职业暴露而感染艾滋病的先例。《艾滋病防治条例》之所以那样规定，应该也是基于这样的前提。由此看来，医院拒绝为艾滋病毒携带者进行肺癌手术是不符合医学常识、没有专业精神的表现，是既有违相关法规，也缺乏职业道德的错误之举。

　　以艾滋病而论，当代医学对其的认识仍相当有限，控制和治疗的成效也不理想。越是懂得医术，就越是知道医术的无能为力，医生对于艾滋病患者的恐惧心理也算人之常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医院把病人推走就是正确的。人类之所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些勇敢的医学先贤们，冒着生命危险探求病灶，发明药物。即使医生们不以如此高标准要求自己，也应该对医学的现有定论抱有信心，在做好防护工作的前提下，毫不犹豫地救死扶伤。

　　小峰治病的过程凸显了生命权和知情权之间的冲突。一定要在二者之间分出哪个更优先是困难的，因为知情权背后牵连着另外一群人的生命权。但如果医院原本就能本着医者之心依法行事，二者本不至于走到直接对立的地步。面对垂危的患者小峰，医生们本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青年报(李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