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重心转移，人才从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流动的潮流正悄然改变，人力资本逐渐回归亚洲、拉美、东欧和非洲。同时，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不少欧洲专业人士也选择赴发展中国家开创事业。“人才逆流”现象成为眼下国际人才流动的新景观。

　　巴西：迎来“黄金时代”

　　上世纪90年代，当亚利桑德拉·奥洛菲诺和米格尔·拉戈还是小孩子时，家乡里约热内卢环境肮脏、暴力频仍、气氛沉闷。和许多“有门路”的巴西人一样，他们选择出国留学，一个去了欧洲，一个去了美国。

　　“我离开时，人们对我说：‘永远别回来。’”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奥洛菲诺回忆道。

　　自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起，巴西经济开始腾飞，伴之而来的是中产阶级兴起和壮大。尤其是里约赢得2014年足球世界杯和2016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后，巴西成为一块“经济磁铁”，吸引大量投资和人才回流。巴西司法部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0年，巴西旅居国外的人数从400万减少到200万。

　　奥洛菲诺和拉戈2011年回到家乡，成立非政府组织“我的里约”，鼓励市民推动政府高效、透明执政。曾在巴黎留学的拉戈说，把法国公共服务经验引进巴西是他的心愿。

　　在这股“人才逆流”大潮中，还有大批外国人的身影，他们是为了逃离欧洲经济阴霾。葡萄牙工程师克鲁兹眼见行业凋敝、项目枯竭，决定去里约发展，那里正大兴土木，建造体育馆、桥梁和隧道。抵达里约的第二天，他便得到面试机会，并在一个月内成功应聘一家为奥运会设计公交运输系统的公司。

　　贝尔纳多·丰托拉也于9月离开里斯本，希望在巴西商界有所作为。他说，巴西迎来“黄金时代”。

　　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2年4月，在巴西合法居留的外国人数增长50%，达150万人。“欧洲技术人员正流向发展中国家，如‘金砖’四国。”国际劳工组织移民政策专家理夏德·霍莱温斯基说，“鉴于欧洲经济危机，对欧洲、尤其是南欧的年轻人来说，机会在发展中国家。”

　　非洲：“新大陆”的诱惑

　　肯尼亚小伙西塔提·基图伊18岁来到英国，追寻美好生活。2009年从曼彻斯特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在伦敦一家知名信息技术咨询公司作高级分析师。在众人眼里，他已步入成功人士的轨道。

　　但去年末，他意识到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在肯尼亚，他的中学同学中不少人20多岁就成立自己的公司，成为内罗毕新兴信息技术产业中的弄潮儿。今年，他加入数以万计的返乡大军，投身祖国的经济建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0年间，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10个国家，有6个在非洲；2011年至2015年，预计非洲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亚洲。

　　虽然准确的返乡人数不得而知，但一家在6个非洲国家设有办事机构的猎头公司负责人说，他收到的个人简历中，超过四分之一显示有长期海外生活经历。

　　分析人士称，互联网快速发展，手机越来越便宜，教育素质提高，商业环境改善，这些因素打破非洲发展的障碍，是吸引人才回流的关键。

　　“从前，我们与世隔绝；如今，我们和其他地方一样，使用宽带、手机，能接触到所有技术创新，”内罗毕知名金融分析师、曾在瑞士、德国、日本和英国当交易员的阿里-汗·萨图说，“在世界其他市场整体陷入困境的时刻，新技术让我们飞快进入21世纪。在这里，一切都刚刚起步，金融业和IT业都处于最前沿。”

　　基图伊目前就职于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前线SMS”，致力于寻找更加智能的方法，通过手机短信为慈善机构和援助对象建立联系。

　　比较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基图伊说：“在英国，有非常固定的事业发展模式：大学毕业，读研究生，然后一步一步向上爬。那是一个陷阱，你是英国庞大的IT业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你只能沿着别人的轨迹前行，别无选择。但在肯尼亚，一切尚未成型，你大有可为，有很多可塑性，有很多市场机会，这的确令人兴奋。”

　　波兰：发展机会更多

　　当谷歌公司授权沃伊切赫·布尔科特在地球任何一地建立一家研发机构时，这名精力旺盛的物理学家选择了波兰克拉科夫，不仅仅因为那里是他的出生地。之所以选择在克拉科夫建立研发机构，一来因为那里的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二来希望借此机会，让仍然相对闭塞的家乡感受一些创新和开放精神。

　　布尔科特2006年第一次来到谷歌总部时，惊讶于公司平等轻松的气氛：晚上7点，有人在工作，有人在聊天，有人在打乒乓球，办公室里热闹非凡。接待他的人说，别看这里像一个大人国里的幼儿园，但这些敬业的工程师能完成惊人的工作量。

　　“克拉科夫的研发机构延续了这种企业文化。我们都是优秀公民，和本地员工一起为波兰尽份力。我们坚信一个理念：每一个人都可能激起水花，形成涟漪。”布尔科特说。

　　权衡：正面影响更大

　　“人才回流”对于接纳国来说意味着新的责任，痛苦和麻烦也随之而来，比如如何维护非法劳工的基本人权、防止出现新的仇外风潮等。巴西的“人才逆流”大军中，有数万名来自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的劳工，他们大多没有专业技能。

　　对于回归者来说，现实也不总是美好，腐败、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时常令其有挫折感。曾在美国生活八年的穆林吉一年前返回肯尼亚，但公司迟迟无法启动。“太耗时间了，你不知道去哪儿办理相关手续，官僚主义愈发严重，花费也越来越多，有许多环节需要打点。”她说。

　　基图伊也有同感：“政府规定相当繁琐，尤其当你做别人从未做过的事，他们会绞尽脑汁出台新条款；即便有现成条款，也会遭遇各种勒索。”

　　不过，总的来说，“人才回流”带给接纳国更多的是正面影响。新书《移民回潮》作者瓦德瓦说，不少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离美回国，“他们开始建设社区，以便更多人回归”。

　　经合发展组织劳工移民专家乔治·莱曼特雷说：“只要你曾在经合发展组织成员国生活过，了解那里的工作状况，你就会对腐败、低效和颐指气使忍无可忍。你会希望自己的国家有更多服务和更高效率。”

　　巴西国际关系教授桑托说，二战后欧洲向巴西的移民潮中，大多数来自农村；但最新的移民潮中，大多是高素质的年轻专业人士。“他们来自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对社会有很高期望。旅居巴西的外国人对巴西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会很挑剔，这是一件好事。”

　　一些迹象表明，巴西正努力适应新变化。比如，面对高素质专业人士的大批涌入，政客们开始讨论新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商会负责人玛利亚卡斯特罗说，这说明政府正致力于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

　　穆林吉创业的经历虽然不太顺利，但她承认，“我最大的收获是，工作不稳定让我更富有创造力。你得充分调动你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获得的经验，同时还得随机应变，灵活运用。这可能让人气馁，但也让我发掘从未有过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