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汗”中国行

　　1944年，遥远的北欧，那个姓马尔姆奎斯特的瑞典小伙还在乌普萨拉大学修古典语文。“当时的人生目标是当个高中拉丁文和希腊文老师。”闲暇时，他读到一部英文版《生活的艺术》，“林语堂的英文比一般英国学者还好！发现他对道教兴趣很深，于是我立马到图书馆借来《道德经》，但我发现英、法、德3种译本区别很大，就去请教当时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问他究竟哪个译文最好，他答：‘那些译本都一样糟。只有我译的是好的。’于是借给我那时还没出版的手稿。一星期后我还去时，他就问我为何不直接学中文。我做了决定，1946年秋就去斯德哥尔摩跟随高本汉老师学中文了。”

　　当时欧洲的中文授课颇似中国古代私塾，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他，以《左传》入门，比中国学生还古典地学了两年。“现在的读者会认为《左传》文体古老难懂，其实里头有很多当时的口语对话，很有戏剧性，精彩极了！”1947年，他偶然开始把中国文学作品翻成瑞典文。“我记得我所翻译的头两篇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欧阳修的《秋声赋》。1965年任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后才开始大量翻译中国上古、中古、近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父亲曾任中学教师，他从小跟着家人迁徙各地，习惯用耳朵记方言，也善说方言。1948年被高本汉派到中国调查四川方言时，他还说不了太多日常会话，但从上海到重庆，再到成都，他仅用两个月便粗略学会了可应付其田野考察工作的西南官话，此后就一头扎在峨眉山下报国寺内做了8个月的方言调查。“当时我的中文名是马可汗，当地人说，在这里叫可汗可不行，后来朋友帮我取了马悦然这个名字。”起初，寺里小和尚都有点怕这个“马洋人”：“他鼻子好大！他眼睛是绿的！摘了眼镜，他眼睛是混的！好吓人哦！”当小和尚们发现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吃小孩”，便视其为朋友。“我永远都会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着一首内容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小和尚如果都还在世，现在也该是快60岁的老人了，时间过得太快！阿弥陀佛！”

　　马悦然和四川的情感很深，这个“中国洋女婿”最爱川菜麻婆豆腐：“为什么呢？因为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很辣。怕辣的人肯定不会欣赏，怕不辣的人肯定会欣赏。”老人的口味到现在还是“辣”的。1956至1958年间，马悦然在瑞典驻华大使馆工作，“从学术方面来看，那3年没什么收获，但我有机会跟一些作家见面。1956年是非常好的一年，非常自由，‘百花齐放’，但1957年春天就开始紧张起来了……我也不喜欢外交官的生活，非常无聊，每天有人要请你吃饭，应酬太多了。”

　　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

　　半个世纪以来，马悦然译成瑞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不计其数，据说，50年代仍健在的及后来的中国知名作家，他大部分都见过，并与其中多位成了好友。

　　5月10日专访那天，恰逢沈从文祭日，马悦然回忆时有些伤感：“我们1981年、1982年时见过二三次面，记得我头一次去拜访，他的妻子张兆和就悄悄跟我说，‘千万不要问他古董的事，他一开始就讲不完了。’沈从文是个好人，问他关于丁玲的问题，他就说‘丁玲跟我是好朋友’，完了，就不说了。丁玲对他有很多攻击，但他不说人家的坏话。那时我在北京只有几天，要赶很多采访。我们11点多到沈从文家，还有汪曾祺陪着，在他家里，我就听到厨房咚咚咚地在准备，到1点钟我站起来说要走了，他们看起来很失望（陈在旁安慰：外国人和中国人习惯不同，别太难过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当时是龙应台先问我，你知道沈从文去世了吗？我说没听说，就给在瑞典的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打了个电话，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沈从文是不是去世了？他说，谁？我说沈从文。他又说，谁？我马上就挂了！他是文化参赞，却没听说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非常生气！当时我在（瑞典）学院开会，那时是主席，会议结束前我就敲桌子（主席有个议事锤），敲得很大声，报告给大家说，沈从文去世了。”“沈从文是五四运动以来我最钦佩的作家。……在我的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里我把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家与学者’。而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

　　上世纪90年代初，马悦然在一本山西文学刊物上发现了山西作家曹乃谦。这个“乡巴佬”笔下的雁北，就像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让他感动，“温家窑离我瑞典家乡有几千光年的距离。虽然如此，我深深地感觉到那山村的居民，除了那狗日的会计以外，都是我的同胞们，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苍天之下。”他深信，“要是沈从文在世，他也会欣赏”。

　　2005年，马悦然去了“温家窑”，“吃油糕，吃莜面，住窑房，听乃谦唱要饭调”，村里人听这老外说这说那尽是自己村里的人和事，连南梁、西沟、圪塄地这样的地名他也知道，惊得直嚷嚷：“这老外简直简（“简直简”是雁北方言，加强语气）是太日能了。”喜欢民间文化的马悦然，说赵本山的小品“好玩儿，俗气一点没关系的。”他和陈文芬结缘，最早就是一起去看台湾相当本土的小西园布袋戏。

　　“俱往矣！”

　　人物周刊：50年代的中国作家，谁跟您最合得来？老舍先生？

　　马悦然：那是当然！老舍在英美都呆过几年，看惯了外国人，跟他讲话很自在。他那时是作协副主席，1956年是个好年头，是“百花齐放”开始的那年，你可以跟中国作家见面，尤其是你认识老舍就好。你可以先请老舍来，以后就跟另外的作家说老舍答应来了，那就没有危险了。但那时没多少中国作家，冯至、卞之琳是之后的。冯至是很好的诗人，卞之琳也是，他的诗不好懂，就是一个朦胧诗人，北岛、杨炼、顾城他们说他们发明了朦胧诗，其实卞之琳比他们朦胧一万倍了。

　　人物周刊：你跟艾青也挺要好的？马悦然：对！我认识他是在1979年他平反了以后。他在1957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1979年冬天平反后回到北京，作协宴请他，周扬就讲几句话，他说，“啊，艾青同志，我们错了。”8个字。艾青站起来就说，“俱往矣！”3个字。（笑）这是艾青告诉我的。

　　人物周刊：说说您当年和钱锺书先生的见面？

　　马悦然：那是1981、1982年，当时我是欧洲汉学学会的会长。他见我就说：哦，你来到我们这个动物园，看哪些动物了？我们这个（《中国文学手册》）一共4册，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跟戏曲，但我们准备专门做个讨论散文的，我就去问钱锺书。他说，哦，中国有人写散文吗？这我倒没听说过。（笑）哎呀，他厉害，没听说过，哈哈哈。他对我们这个计划有些怀疑，觉得没多大意义。但做完后再去看他，他的看法就完全改了。他认为那里面有很多被遗忘的作家，我把他们拿出来了。

　　人物周刊：您和曹乃谦的关系很好，说说对他的印象？

　　马悦然：乡巴佬了，他人好极了，非常老实。他是警察，但一点儿都没有警察的架子。我知道很多中国当代文学的专家不太喜欢乃谦，曹乃谦、苏童的小说，他们觉得没什么文学价值。我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根本就没看懂。

　　乃谦的小说，无论主人翁多么贫穷，多么笨拙，他或者她还保存着一种中国农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苏童的小说《米》是我所看过的最可怕的小说，里面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坏的，男男女女，都坏透了，好像都盲目地走到没路可走的深渊，非常吓人的一个故事，我真的看了心里很不舒服，就是因为那种恶。我头一次见苏童的时候，他就像一个高中生，真不知道他哪来这种生活经验。不仅苏童，还有残雪，非常天才的一个女作家，我一直都很喜欢她的作品。但我发现，在中国，跟中国作家谈到她，尤其是男作家，就说，嘿！她不行的，那个女人脑筋不对。她写得那么乱，不像是个好作家。其实她是中国作家中突出的一个。摘自2012年第38期《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