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可以是直接向慈善机构或需要帮助的对象馈赠金钱或物品，但慈善活动其实并不仅限于这种方式。

　　如今国际上一些慈善家倾向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挖掘新的慈善模式，力求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改善社会。

　　自行车改变生活

　　生活在赞比亚农村的奶农塞西尔·汉坎布这两年日子越过越好：卖牛奶收入翻了一番，够他买下一个农庄，几个孩子也都上得起学了。他养的还是那头牛，每天仍要把挤下的奶装桶，送到当地奶农合作社卖掉换钱。唯一的改变是：他再也不用提着沉重奶桶，沿着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徒步跋涉到合作社。一辆自行车让他轻松许多。

　　汉坎布骑的是一辆“野牛”牌钢架自行车，坚固耐用，可承重100公斤。没有自行车的时候，他一天只能送7至10升奶，如今他一天送15至20升奶，收入也就翻了番。

　　这要归功于美国企业家F·K·戴的慈善活动：他在芝加哥创立非营利机构“世界自行车救济基金会”，筹措善款购买自家企业生产的“野牛”牌自行车，捐给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众。“一辆质量可靠的自行车能增加一名奶农收入的稳定性，人们往往忘了交通多么重要。”

　　有人怀疑戴借行善之名到非洲扩张自行车生意，但戴认为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帮助非洲人改善生活理所当然。

　　戴40年前就表现出投身公益的志趣。少年时，戴写信向在巴西圣保罗贫困社区主持修建学校的爱尔兰传教士毛遂自荐，等不到他们的回应，就自作主张从芝加哥飞到巴西，径直上门“应聘”，对方只好收下这名少年义工。

　　2004年底，印度洋海啸席卷东南亚，惨重灾情震惊世界。戴和妻子飞往斯里兰卡，与国际救济机构合作，向海啸灾民捐赠2.4万辆自行车，创立“世界自行车救济基金会”。

　　基金会为救灾工作提供交通工具，提高基层医疗工作者救助病患的效率，减轻农村贫困学生尤其是女生上学路途的艰辛，让往返集市售货谋生者省下体力多挣钱。

　　目前，基金会已筹得超过1350万美元善款，通过与众多慈善机构合作的援助或微型贷款项目，分配给非洲11个国家的捐助对象，并培训了800多名自行车修理工。

　　戴不喜欢被称为“慈善家”。他说：“一个人能给予社区的最好礼物莫过于一部经济发动机。”

　　女人要学会说“我”

　　在德国，不少人认为女人有了丈夫孩子就该安心回归家庭，不该再上职场打拼。这正是英格丽德·楚索尔姆斯-维尔登费尔斯医生着力改变的现实。

　　楚索尔姆斯-维尔登费尔斯的母亲在“职场妈妈”仍罕见的年代就是个全职医生。受母亲启发，她创立了旨在培养学术界女性精英的“英格丽德·楚索尔姆斯基金会”。

　　她说：“我希望扶助最弱势群体，而在当今德国，最弱者仍是妇女。德国女性的地位比法国女人更低，有时甚至比土耳其女性差。德国大多数女性不会说‘我’，她们总是不得不躲在父亲、老板或丈夫身后。”她指出，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0个大企业中，一共只有5名女性高管；科研和学术界精英中的女性比例方面，德国也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

　　她的基金会每隔两年颁发一次奖学金，授予5名在科学、人文或艺术等领域有出众发展潜力的年轻女性，那些传统上罕有女性出名的领域尤其受重视，比如基因治疗研究或作曲。奖学金从5000欧元到1万欧元不等。

　　她说：“女人得自己提出申请，不能由老师或机构推荐。如此一来，那些相信自己有潜力的人才能得到奖学金，女人应该学会如何表达自我。”

　　不少获得楚索尔姆斯奖学金的女性后来成为德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亚琛的哲学与物理学教授拉斐拉·希勒布兰德，去年日本发生核泄漏危机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特地就国家能源政策向她请教；法兰克福大学医学专家西蒙娜·富尔达最近刚被任命为德国权威学术机构“科学与人文学科理事会”成员；作曲家伊莎贝尔·蒙德里的作品受到广泛肯定。

　　“不想只是签支票”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天，常驻伦敦的风险投资家纳特·斯隆上午出席一家软件公司的董事会，批评管理层未能有效贯彻公司发展战略；下午，他会见一家慈善机构管理人员，温和地敦促对方在做慈善时要放开眼界。晚上回到家，他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们要分开给营利机构和非营利机构建议呢？两者遭遇的很多挑战其实相同。

　　这次“顿悟”促使斯隆携手另一位风险投资家斯蒂芬·道森创立了“动力基金”，成为英国首批试水“风险慈善投资”的先锋之一。

　　“动力基金”对新创立的慈善机构不仅给予资金支持，还指导它们的管理方式，动员资深商业管理人士做“志愿者”，向慈善机构免费传授经营企业的经验，使其有效运转并追求效益最大化。

　　“动力基金”的资助对象是有助于改变英国社会风貌的非营利机构，比如帮助囚犯、贫困儿童和失业人群获得教育、技术培训和工作机会的团体。斯隆说：“我不想只是签支票付钱，我希望找到一种方式亲身参与其中，并应用我的商业技巧。”

　　经济不景气背景下，各国政府和传统慈善机构不得不削减福利预算，给了民间投资家更大空间参与改变社会。捐赠人愿意给钱，但他们“要找到能把钱花得最值的渠道”。

　　据“动力基金”统计，由于“志愿者”们提供的经验支持，基金每投资1美元，最终创造4美元价值。受“动力基金”帮助的慈善机构平均每年收入增加23%，捐助人数多出30%，目前总计达到30万人。

　　比如帮助犯人出狱后回归社会的圣贾尔斯基金，刚成为“动力基金”投资对象时，它的援助对象仅限于英格兰东南部两所监狱。6年后，该基金已在24所监狱展开工作，帮助2407人找到住房、帮226名出狱者找到工作。

　　斯隆说：“现在我们要利用这个模式去推动更重大的改变。”

　　兴邦还需先扫盲

　　玛丽亚·阿莉塞·塞图巴尔出生于巴西一个显赫家族：父亲曾任圣保罗市长、外交部长，创立伊塔乌银行。塞图巴尔是家中7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没有选择政治或金融，而是投身于教育事业。

　　在她看来，社会要发展，扫盲是基本。“任何学科的学习，语言都是基础。语言是我们表达文化的方式。”

　　按照巴西舆论与统计数据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实用扫盲指数”，巴西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口“具备完全读写能力”，大部分巴西人仅有“基础”或“实用”水准的文化程度，仅能读懂简短的文字信息和直接、明确的推理。

　　从巴西最著名学府圣保罗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塞图巴尔创办一个小型扫盲机构，1987年又创立“教育文化与社区行动学科研究中心”，致力推动教育和文化政策的改革、教师培训和扫盲公益活动。

　　研究中心组织一年一度的全国性竞赛“葡萄牙语奥运会”，参赛选手是来自巴西5000多个城市公立中小学校的学生，比赛项目包括诗歌、议论文和散文写作。

　　此后，塞图巴尔与家族银行下属机构“伊塔乌社会基金会”合作，推动基金会投资更多教育项目。2005年，塞图巴尔取已故母亲玛蒂尔德的乳名，创建“泰德·塞图巴尔基金会”，资助贫困社区开展读书节、研讨会、培训课程和戏剧创作等文化活动。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