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60后，我记忆中的春节，办年货简直就是受罪。那是一个除了吃蔬菜和酱菜之外吃什么都要凭票的时代。买米要购粮证，买煤要煤球卡，订牛奶须凭医生证明也未必能够搞到一张牛奶卡，吃饭要粮票，买米要购粮证，糖票肉票蛋票香烟票，还有豆制品票。等到年糕票发到每家每户，一年快到头了。父亲病逝后，母亲、哥哥和我一家3口，户口不满5人的算小户。春节领到的小户鱼票，还分“花色鱼”和“一般鱼”两种，平常辰光看不到的乌贼、鲳鱼就属于“花色”了。

　　寒假极短，又逢过年，买年货到处要排队，我从不睡懒觉和午觉的习惯就是从小养成的。母亲的工作很忙很辛苦，年年要忙到大年夜。天未亮，我和哥哥就要从暖烘烘的被窝里被拽出来，到小菜场“报到”。那个时候的菜场都是露天的棚棚，凛冽的寒风中，半夜里就开始零零星星有人在各个摊位占位了。占位的方式很淳朴，一串草绳、一只竹篮、一块砖头、一口破锅，都可以证明自己。天一亮，人头簇拥，人声鼎沸，有热心人会在排起的队列中用粉笔给每个人的袖管或裤管标上序号。家中人口多的还好分头行动，像我这样的就只好可怜兮兮站上7、8个钟头，脚冻僵，冰凉的手都捏不住递给营业员的钞票。回到家，哥哥切半棵青菜、切几片年糕熬成一小锅热气腾腾的泡饭，真的是奢侈了。过年要添碗，过年要借石磨自做水磨糯米粉，过年要炒葵花籽，过年要氽肉丸挞蛋饺，过年还要大扫除。哥哥氽肉丸，我端个小凳子，坐在小煤炉前，一把小勺，一双筷子，一个下午做几十个蛋饺。母亲清晨洗好了被褥，下班到家就开始大扫除，用碱水把地板刷得白白净净。我记忆中当年的除夕，整个一条弄堂，我家的年夜饭是吃得最晚的，也就是煮一锅荤素皆有的汤杂烩，吃饱睡觉。鸡鸭鹅鱼肉蛋，以及所有凭票买回的年货，肯定是正月里招待客人吃的。迄今想起来，我还似乎闻得到当年的除夕半夜钻进母亲缝的被窝里那浓浓的太阳味道。

　　说起鸡鸭鹅，当年可是每逢国庆和春节才供应一次。也要凭票。我家是小户，小户票买到的禽类食品，春节里是不够来拜年的客人享用的。于是，母亲就在自家晒台上养鸡。养鸡是偷偷的，四邻五舍相互之间关系处得好的就可以保证鸡能够健康成长到年关。不然，里弄居委或街道的爱国卫生运动检查你就躲不过。哥哥和我，从不吃自家养的鸡。我小时候为了家养的鸡被杀每次都嚎啕大哭。母亲每当杀鸡之时，都背着我或把我关在房内。有一趟是放学回到家，看见好端端的芦花鸡，被人剪掉了嘴巴，血迹满地，惨不忍睹。那是检查组听到哪家有鸡在叫就用这种促狭的方法逼你自己宰了鸡。少年的我目睹这种手段所遭受的心理冲击，一辈子都淡忘不了。

　　前些年，每年的年夜饭都订在饭店，那是因为不忍让母亲操劳。现在的年夜饭，就是到了饭店，也已经吃不出哪怕纯粹是美食意义上的年味了。年货仅仅是停留于一个“吃”字么？肯定不是。过年是民俗更是民风。时时处处不缺年货，缺的是什么呢？施蛰存先生说过，记忆不是遗忘的对立，而是遗忘的另一种形式。我想，忆述那些沉重多于欢乐的当年，不是因为留恋，没人再愿意回到那种过去，哪怕悲悯之于今天，哪怕欢乐之于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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