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兄插妹，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山下乡 “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代名词。这个看似简单的称呼，却包含着异常沉重的内涵，它承担着知青个人的遭遇与不幸，凝聚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牵涉到无数家庭乃至整个社会方方面面。面对艰难人生，有的人自暴自弃，消极沉沦；有的人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田大头属于后者，最终磨砺成生活的强者。

　　田大头，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他的大名叫田裕民，是当年大杨浦宁国中学的学生，也是我在淮北泗县插队落户时的“插友”。在当年县“积代会”上，我听过他的事迹介绍。犹记得，在大雪封门的寒冬腊月，每天大清早，他挨家挨户为村里老乡家挑水。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贫下中农服务，他的事迹感动了无数老乡，亦感动了无数知青，一时声名鹊起，成了知青们学习的榜样。

　　但我们一直无缘相识。我俩真正见面已是知青大回城后的1998年6月。那年，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我重返淮北，故地重游。在山头镇我见到了时任县城建局副局长的田裕民，他正顶着39℃高温和老乡一起挑土，让我肃然起敬，刮目相看。一个上海知青，经30年乡村生活的磨炼，根已深深地扎进了乡土，除了文化和思想外，他简直和当地的百姓毫无二致。于是，我对他进行了采访，将他的事迹写进报告文学《重归淮北》。

　　田裕民是一个想干事、干实事的人，他满腔热忱地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但社会现实并不遂愿，没有背景，不入圈子，有时很难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在遭遇一系列的困顿之后，前景迷惘的他，决计离开这片他曾经倾注一腔热血的土地，按政策提前办理了退休的手续，回到故乡上海重新创业。真是应了一句古话，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田裕民在上海的事业红红火火，上海世博会工程建设有他的贡献。

　　田裕民是一个热忱的人，我们接触并不多，但他一直很关注我，去年拙作《钱汉东诗文墨迹选》在上海书城签售，他带了一帮插兄插妹前来捧场，让我感动不已。以后，我们有了较多的接触。我们一起回忆那战天斗地的艰难岁月，时光在不知不觉中倒流；我们一起感慨岁月的馈赠，没有那燃烧岁月的磨炼，也许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知青经受的磨难不仅是体力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裕民兄向我谈及的一件往事让人不寒而栗。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终年不见荤腥的知青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一天几个小伙子相约去打野猫解馋。因“猫”与“毛”同音，有好事者告密，说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小知青们被隔离审查，批斗达100多场。这对于今天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却是正常不过的事。

　　插兄插妹的人生经历丰富而饱含艰辛和痛苦。这一代人在长身体时，国家正遭遇困难时期，没办法吃饱饭；本该读书接受文化教育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了他们梦想；待到婚嫁年纪却又两手空空，从头再来，重新学习，寻找工作；不惑之年却遭遇下岗失业的危机；步入老年又将陷入独生子女无暇顾及、空巢等可怕的孤独困境，几乎人生的所有苦楚都被知青经历。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一切磨难，“插兄插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也没有 “顾影自怜”，而是以乐观旷达的心境从容面对，甚至无怨无悔，不向国家和社会提出任何要求，默默地承受一切的磨难。他们甚至认为不能只关心个人一己的悲欢，要放大眼光，关心社会的实际问题，对社会、国家以至世界、人类都有所承担。 这一点在田大头身上可以看到，在大多数知青身上也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