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文坛上，有一位令万千读者仰慕的奇才，他集诗人、作家、画家、翻译家于一身，其清雅秀丽之诗、潇洒俊逸之文、清新绝俗之画、缠绵悱恻之小说，令多少人为之倾倒。尤其是他创作的恋情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和《非梦记》，以惆怅、感伤、忧郁之情，细腻地叙述了一个个梦萦情牵的爱情故事，因而有人谓其开“鸳鸯蝴蝶派”之先河。他就是一代才子苏曼殊。然而，这位看似多愁善感、文采斐然的一介文士，却又有着血气方刚、扬眉出剑的豪侠之气。特别是当年在香港听说康有为的不义之举后，愤然而起，意欲诛之，充分彰显了苏曼殊豪侠正义性格的一面。

　　日本求学，投身革命

　　1899年，时龄15岁的苏曼殊到日本求学，他先后入横滨大同学校、东京早稻田大学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校。苏曼殊在日本求学期间，适逢民主革命教育家章太炎和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等经常赴日，在留学生中宣传反对满清、振兴中华的革命思想。苏曼殊极受鼓舞，并随之弄潮于革命激流。他参加了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青年会，会员中还有之后在中国近代史中名声显赫的陈独秀、冯自由、蒋百里、潘赞化等。之后苏曼殊又参加了“抗俄义勇队”。

　　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内学生家长的极大惶恐。当时在商界任职的苏曼殊表哥是其经济接济人，他对苏曼殊的“不务正业”非常不满，最后断然停止经费资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苏曼殊决定回国。

　　1903年，苏曼殊登上“博爱丸”号轮船返国。那天，大雨如注，伫立船头的苏曼殊看着岸上冒雨为他送行的同学、挚友，不禁百感交集。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此刻的心情已经截然迥异于刚赴日本的时候。此次返国，他要到反清斗争第一线，成败利害，无法预料。他不禁有一种苍凉悲壮的心境。行前，他专门作七言诗二首赠给他的老师。

　　其一：

　　蹈海鲁连不帝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其二：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轮明月白如霜。

　　苏曼殊为推翻清政府义无反顾的决心，准备在浩茫的烟水中去寻找自己归宿的志向，跃然于字里行间。

　　回国后的苏曼殊经苏州抵达上海。当时章士钊联合陈独秀、张继等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正是《国民日日报》吸引了苏曼殊。这张在上海英租界内出版的报纸，是当时革命派的主要喉舌，加之陈独秀、张继又都是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时的青年会故交，于是，苏曼殊风尘仆仆直奔报社而来，要与他们一起为国民革命呐喊。

　　在《国民日日报》工作期间，是苏曼殊纵横文笔、进行革命宣传最热情洋溢的时期。他处在生命史上的黄金时期，燃烧着旺盛的战斗热情。十几天内就撰写了歌颂俄国虚无党党员郭耳缦的《女杰郭耳缦》和《呜呼广东人》两篇语调急切的革命文章。不久，又以《惨社会》为名，翻译发表了雨果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这是苏曼殊一生中翻译的重要作品之一。

　　《国民日日报》旗帜鲜明、言论激烈，引起了清廷的极大恐慌。清廷严令沿江各省不准商民买看该报，并严禁邮政局发行代售该报。然而清廷的这一举动却适得其反，《国民日日报》因此更加闻名遐迩，以至于“发行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苏报》第二”。

　　上海受挫，南下香港　

　　在《国民日日报》工作的这段时期，是苏曼殊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心情愉快、舒畅和充满快乐的时期。当时苏曼殊同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同住一室，他们观点一致，相处亲近，彼此相见恨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夜抵足眠，日促膝谈，意气至相得”。

　　陈独秀年长苏曼殊5岁，他的作风、为人、学识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苏曼殊。在报社两人共事的这段经历，奠定了以后他们之间终生不渝的友好感情。

　　但是，正当苏曼殊为获得这样一个和谐、舒适的工作环境而深感惬意并准备在此大显身手的时候，却不料报社的编辑部与经理部之间因工作权限问题而闹起了矛盾，最终不可调和地引起法律诉讼。报社因此内讧一蹶不振，《国民日日报》这张在读者中倍受青睐的报纸被迫停刊。

　　怀着一腔热血回国的苏曼殊对此大为失望。苏曼殊原本对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就缺乏思想准备。《国民日日报》的这次内讧无疑给了他单纯的心灵一次沉重打击。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闷，他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周围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茫然不知所措。最后他决定离开上海赴香港。

　　当初回国时，苏曼殊就准备直达香港，因为当时的香港已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其中由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社址就在香港。那时所有的中文报纸都是竖行排印，惟《中国日报》率先改为横行排印，使人耳目一新。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该报为了加强这些活动的报道，特聘时在日本的冯自由为该报驻日记者。苏曼殊准备离开日本回国时，冯自由专门给香港《中国日报》负责人陈少白写了介绍信。后因路费短缺，苏曼殊未能直接抵港而滞留上海。现在苏曼殊认为香港是他惟一可去的地方。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4人仍然在一起租屋居住，但此刻大家的心境已不尽相同，往日的欢乐少了，更多的则是沉闷抑郁。此时的苏曼殊已极不适应这样的环境，他天天嚷着要离开上海，无奈同室几位挚友执意相阻。他们完全出于友谊，想留苏曼殊在上海共同谋一番作为。

　　然而苏曼殊去意已定。为了达到离开的目的，他煞费苦心，最终施以小计。

　　那天，苏曼殊突然显得兴致极高地邀请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一同去看戏。虽然陈独秀等对苏曼殊此时的雅兴颇感诧异，然而为了不扫他的兴致遂欣然同往。

　　苏曼殊一行来到颇负盛名的三庆戏院，只见楼下沿街高挂的戏牌上写着：“特邀伶玉、小叫天谭鑫培”几个大字，楼上阵阵锣鼓声飘逸而出。眼见开演在即，他们快步上楼。

　　然而戏刚开演不久，苏曼殊即起身说要回寓所一趟，陈独秀即问何故？苏曼殊回答：“没有带钱，回去拿钱后待会散戏好结账。”当时的戏院亦称茶园，边喝茶边看戏。顾客入座后并不买票，跑堂送来一碗茶便是一份戏钱，最后按茶结账。陈独秀闻之便说：“钱我有，今天我来请客好了，何必专程回去拿钱呢？ ”章士钊、何梅士也一旁如是说。

　　苏曼殊十分认真地说：“今天看戏是我发起的，应该我请客。我是一定要回去拿钱的。”众人拗他不过，只好让他回去。谁知，他这一去，直到散场踪迹杳然。陈独秀他们都很奇怪，回到宿舍后不仅未见到苏曼殊，连他的行李都没了。惊诧之余，他们在桌上发现了苏曼殊留下的一封信：

　　“诸兄惠鉴：小弟不告而辞了，出此下策，实在不得已而为之……”

　　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次看戏是苏曼殊的“调虎离山”之计，目的是怕他们挽留，动摇其去意。他们完全理解苏曼殊的这番苦意，只是苏曼殊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不免感到有些遗憾。

　　苏曼殊不告而辞，悄然离开朋友。当晚，乘上英国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前往香港。香港，对苏曼殊来说，是一个未知数，同时又是一片崭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