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开会，中午吃饭时，我左边坐着韩国的文学教授，右边坐着来自台湾地区的作家。学几句当地话，总是这时候最安全友善的话题，渐渐说到由于社会形态不同，隔离已久的同一种语言就会发生变化。韩国教授说到朝鲜语言重音强烈，声音尖亮，忍不住轻笑一声。台湾作家亦轻笑一声，说起大陆语言的尖利语感。我坐在中间不晓得说什么。

　　峻急的面容，险峻的世事，幽深的内心，于是，语言中渐渐有了铿锵重音，语言社会学要是溯源，这就是显而易见的方向吧。

　　我之所以不知道说什么，也许因为我想同情，不想领受侥幸逃脱的庆幸心情。多年前，两个柏林合一初始，我西柏林的朋友曾大骂东柏林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真幻想，我还记得。

　　在柏林我体会到的，是双重的失望与反省，而不是急切的大同与对合流的释然。的确没什么人想回到过去，但也不意味着大家就得无限欢欣与侥幸地奔向江南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