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豆上市了，今年吃过几次蚕豆？记不得了。可从前关于蚕豆的事却不时地从记忆中蹦出来，好像就在眼前。

　　我们一家人老老小小都极爱吃蚕豆。我说的是新鲜的刚上市的蚕豆。每年蚕豆上市，总兴奋不已。老底子上海人讲究啊，说一开头上市的必定是“客豆”，粒头大，一节蚕豆壳里有四颗豆子，量是多，但是豆硬，不糯，属于“梗豆”，口感不好。必要等过半个月左右，本地豆上市了，那才是真正吃蚕豆的时节到了，天天桌上都非要有一碗生青碧绿的蚕豆不可。本地豆一节剥开，最多三粒豆子，产量不高，可是“吃口”好，炒的时候哪怕不放糖，吃在嘴里也是清甜清甜的。本地豆里还有一个品种叫“牛踏扁”，更是极品。后来出了个新品种，叫“日本豆”，倒是产量和“吃口”兼而有之，到底是不是日本来的，我也不清楚，我想，即使开初是“舶来品”，现在也早就本土化了。

　　吃着蚕豆，我又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1958年大跃进，我就读的上海戏剧学院搬到农村去办学，课堂就设在上海县上中乡的东湾头（现在那里早就是一片高楼了）。半天在田里劳动，半天就上表演课，做的小品全是农村的生活内容。

　　有段时期蚕豆熟了，我们和老乡一起抢收蚕豆。那时蚕豆已来不及一节一节地掰了，得一手抓住蚕豆杆，另一手张开“虎口”从上往下撸，撸一把，少说也有三五节豆荚。一开头，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一个个撸得拇指和食指间的虎口血淋淋地皮开肉绽；慢慢地，手上也就长出硬皮老茧来了。

　　上海人吃蚕豆要吃新鲜的，菜贩子就等在田埂边，我们摘下多少，他们秤走多少；还有城里一些市民，直接带了米袋、麻袋来装豆。生产队长干脆就在地头摆摊了。于是，上起表演课来，我们做的小品全是有关蚕豆的内容。我班有位同学叫陈裕德，就是后来在电影《龙马精神》里把那个二流子留根演得活龙活现的喜剧演员。当时在班上他就显露出很不一般的喜剧天分。有一回，他想了个小品：自己扮演一个从城里来的贪婪的买豆客，看到田边一大堆刚摘下的新鲜豆，自忖带来的口袋太小装不了多少，急得抓耳挠腮不知怎么办。旁边的人提醒他：“你还有条长裤，俩裤腿这么一扎……”陈裕德不会说上海话，只见他一边嘴里念叨：“啊！对对，裤子嘎（解）开……裤子嘎（解）开……”一边就把长裤脱下来了，内裤下露出两条麻杆似的细腿，把全班老师同学笑翻了！

　　不过，好吃的蚕豆对另一位善演喜剧的同学来说却不是好笑的材料了，甚至会产生悲剧！那位高班师兄是广东人，有蚕豆过敏症，别说吃了，打蚕豆开花，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文革”中他在干校，因蚕豆过敏而发病，听说送到医院抢救，都给家属发病危通知了，后来总算弄到了一种什么新药，才把命给保了下来。还有一回他好端端在家，忽然难受起来，他妻子四处勘察，发现离家不远处有位退休干部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畦蚕豆，正是蚕豆开花的时候。他妻子只得跟人说明原委，那位老干部也通情达理，就把蚕豆给刨了，这师兄也就没事了。

　　据说，对蚕豆过敏的，广东人居多，大概是遗传基因的关系。虽说我的外公是广东人，阿弥陀佛，我倒是没有这样的过敏症，否则，就会让一家子都吃不了蚕豆，那可是人生一大损失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