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发现大橱里有一套戎装和大檐帽。那套黄色的戎装上配着领章、肩章和左胸前缀有一枚解放勋章，那顶大檐帽上配有一个大而圆的帽徽。

　　我见之高兴地穿上，对着镜子一照，自己竟然成了国民党军官了。那时解放军都如《智取威虎山》里的参谋长少剑波唱的那般“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而我从电影里看到的头戴大檐帽的都是国民党军官，或德国鬼子，故大檐帽给我们天生的印象就是坏蛋。

　　虽然这身打扮像坏蛋，但我却非常喜欢穿上这身戎装，还戴上墨镜，配了把木头手枪，与小伙伴们学着电影里国民党军官的模样大声囔道：“兄弟们，给我冲！”但只是局限在家里自我陶醉一番，却不敢出门亮相。后来向邻居借来了120照相机，大家凑钱买来了黑白胶圈。一番打扮后，模仿着电影里的各种动作,或用枪顶着帽子、或一个大招手，“哈唉，希特勒！”反正是怎么邪样就怎么拍。在当初极左的大环境下，这些胶片绝对不能拿到店里去冲洗，只能自己冲洗胶片和照片。

　　读中学时，我整天沉浸在美术世界里练画不辍。那时为了学写生必须找人坐上一二个小时作为模特儿，开始小伙伴们为了看自己画出来的模样，大多好奇地免费静坐几小时，尝过枯坐的滋味后再也不愿重蹈覆辙。我就给他们看《列宁在1918》里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画像，诱惑地说帮他画一张元帅像，小伙伴头戴大檐帽跃跃欲试，乐此不疲。

　　楼上的“五毛”去农村下乡插队回来探亲时，来我家串门，见墙上张贴了诸多“元帅”的画像后，兴趣大增，恳求我借他大檐帽照几张像给女朋友看，经不起他的一番花言巧语，最后在他保证不带出去的许诺后，终于答应借给了他。

　　没想到第二天半夜，居委会的工宣队员老余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一脸严肃地问：“你父亲在家吗？”我马上意识到肯定是楼上的五毛出事了，便问：“我爸已睡下，有什么事？”老余用不容商量的口吻道：“这件事性质很严重，一定要叫你父亲起来解决。”

　　我惶恐地敲开隔壁的门叫来了父亲，老余向父亲通报了情况。今天下午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在中山公园的树林里发现了有人穿国民党军服照相，民警闻讯立刻出击，将这伙人带到了派出所，经过询问，带头者道出了衣服是向楼下小李借的。

　　父亲一听感到事情不是那么严重，说是解放军的军服。老余征实情况属实后，又来到派出所担保出了五毛等一行闯祸者，还帮忙说情领回了本来已经没收的戎装和大檐帽。

　　七十年代中期，我当兵后终于穿上了绿军装，照了许多照片，但我还是认为戴大檐帽更神气，我写信让哥寄这些照片来，被父亲发现后制止了，他认为被部队领导见到后，不利于我的进步，进步就是入党的意思。

　　八十年代初，我脱下军服又穿上了警服，那时我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大檐帽。每天英武神气地走街穿巷，那些混混们见了戴大檐帽的我后躲得远远的，这顶大檐帽树立了我的威严，我穿上它解决了许多邻里纠纷和查清了不少案件。

　　几年后，邻居为我介绍女朋友时，她看了我戴大檐帽的照片后，一下子就动心答应与我谈朋友了。恋爱几年后，她爽快地嫁给了我。我曾问她：“你究竟看上了我什么？”她道出了心中的秘密：“我从小就有军人情结，一直想嫁给军人。看到你戴大檐帽的照片后，感到特别亲切和英俊潇洒，所以就毫不犹豫地答应谈恋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