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耄耋之年，退休后的井然生活，被前阵突来的疾病所打破。在辗转多家医院求诊权衡后，决定暂请龙华医院的肠道科专家郑坚主治。他医术高明，待人和蔼，令我想起以往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

　　我一生多病，四岁就患脑膜炎，九岁又得伤寒症。多亏我慈父陈锡华在圣约翰大学同窗们的鼎力相救，才逢凶化吉，而且奇迹般地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但就在我踏上社会就业的前夕，又被查出严重的肺结核。那时的结核病相当于今日的癌症一样恐怖。我去了本市多家有名的相关医院诊疗，都被告知此病很难治愈。 

　　正当我十分悲伤和失望时，我的堂姐陈忠年和姐夫石美鑫教授，无偿地担当起我的主治医生来。 

　　果然，在他们悉心的医治和调理下，我的病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并有明显的好转迹象。但就在此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堂姐夫妇积极参加志愿军医疗队，奔赴前线。我再次陷入无奈的境地。这时，家人又几经周折才寻觅到肺科专家蒋起鹍，这位医生的私人诊所就坐落在南京西路上的一幢大楼里。地方虽不大，但有关的医疗设备一应俱全。

　　经过一系列的诊断后，蒋医生决定除了继续要我服药外，还要采用国内很少见的一种新的医疗措施，即在我横膈膜处打空气针，这样能使横膈膜抬高，从而达到挤压两肺，使病灶压缩集中，不易扩散的目的。 

　　我第一次打空气针，蒋医生怕我身体受不了，亲自带上医疗器械和助手上门服务。当时我的家境还算富裕，但我不外出工作，因此蒋医生没多收取出诊费。就这样，持续治疗了几年后，我曾被判处“死刑”的顽疾，竟不可思议地基本痊愈了。 

　　可没多久，蒋医生响应国家号召，去支援内地的医疗事业了。我也如愿去了东风中学，当了名数学老师。1974年的暑期，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去北火车站劳动一星期。因为连日的烈日暴晒，我的旧病严重复发了。我爱人焦虑万分，花了很多精力才办妥了去市二结核病疗养院住院治疗的手续。说来也巧，在那里偶遇多年不见的肺科专家胡医生，其时他虽还未彻底恢复工作，但他表示会对我尽力关照的。 

　　我的主治医生是位年轻的军医，刚从学校毕业，临床经验较少，起初的疗效并不明显。有一天傍晚，我与准备下班的胡医生不期而遇。他见我脸色苍白，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就详细询问起我的病情和治疗状况，对我说：“明天再仔细看看你的胸片，换几个药试试。”果然，治疗取得了奇效，几个月后我就康复出院了。

　　与医生结缘了一辈子，但这是我人生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