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铎说到做到

　　胡景铎是说到做到，他开始有分寸地向部下吹风透气。对那些跟随他多年的可靠弟兄，他几乎说白了，就是要起义！对不大放心的只讲形势和前途，不说到底该怎么办。而对那些死心踏地反共的顽固家伙，干脆来个撤的撤换的换。所以不到几个月，他的部队几乎全都“赤化”了。正当他大刀阔斧地为起义做准备，到了秋8月，黑状就告到他哥胡景通那里去了。对老六的“不规”行为，胡景通是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抓住可靠的证据。这次状告得有鼻子有眼，他可再也不能马虎了。按照蒋介石的“革命军人连座法”，弟弟率部起义，哥哥是要受牵连的，更何况老六又是自己的部下，想到这里，胡景通坐不住了，他要着手调查此事。他火速秘密召见了胡景铎几十个部下，吓唬加哄骗，闹了半天，都什么证据也没抓住。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传得风声越来越大，胡景通坐不住了，直接把老六叫到榆林审问。

　　再说，就在同年6月底，蒋介石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胡宗南加紧调兵遣将，陕甘宁边区周围形势更加紧张。习仲勋向毛主席汇报边区战备工作和对北线国军的策反情况，毛主席指示：抓住时机，进一步加强对北线国军的统战工作，同时集中兵力组织北线战役，用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办法解决北线问题，以便集中力量对付胡宗南进攻，并为边区自卫战扩大回旋余地。

　　习仲勋深刻理解毛主席这一重大决策，当即召集西北局常委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决定派西北局统战部范明处长去波罗堡与胡景铎协商起义具体计划。随即，成立了北线战役指挥部。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和副政委张仲良分别担任正副指挥，负责制定战役作战方案，指挥作战。

　　会后，习仲勋向中共中央、毛主席呈递一份北线战役的方针和计划的书面报告。毛泽东于9月2日批示：“即照所定方针去做。”这时，范明奉命返回延安，习仲勋带他去向毛主席当面汇报。毛泽东仔细听完汇报，语气坚定地说：“这个起义可以搞了。联防司令部集中六个团的兵力，做好起义的接应工作。”

　　1946年10月13日，习仲勋亲自部署，王世泰、张仲良指挥的榆横战役开始了。凌晨，战斗先从榆林与横山之间的武镇和镇川堡打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军在东西两侧的军事行动，为胡景铎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再说，胡景铎回到波罗堡，立即召开了起义将领的紧急会议。传达了来自延安的指示精神，同时也讲了胡景通已经知道此事的紧急情况。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如同箭在弦上，不发不可呀！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此时，胡景铎一拍桌子，站起来厉声道：“现在我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两全不了啦，弟兄的情分也顾不得了，只能大义灭亲。再说，他老大不仁，我老六也就不义了。恐怕夜长梦多，节外生枝，起义的时间就定在10月13日进行。各位看如何？”大家听了都表示同意，其实这个时间，也是习仲勋和中共方面确定下来的。

　　10月12日晚，首先行动的是住守石湾的9团。团长张亚子是胡景通的死党，妻子刚死，正抱着新讨的年轻老婆睡觉就被抓了起来。起义部队在胡景铎率领下向习仲勋派来的绥德分区接应的一个营靠拢后于高镇会合。在波罗堡正式宣布成立骑六师，胡景铎被任命为师长。榆林的胡景通闻讯，气急败坏地派兵攻打响水堡，结果已成马后炮。与此同时，胡景铎一声令下，波罗城头义旗飘扬，陕北保安指挥部及其所属各部，分别在横山境内的波罗、石湾、高镇等地同时发动武装起义。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全体官兵和22军部分官兵计5000余人，在胡景铎将军率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起义部队奉命把横山防务移交解放军，随即南下延安集结待命。 

　　枣园庆功会

　　1946年12月24日，延安枣园小礼堂木炭火盆烧得暖烘烘的，新编骑六师，即横山起义部队欢迎大会即将举行。师长胡景铎和各团团长都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少奇的接见。毛主席高兴地说：“骑六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胡景铎同志是有远见的，老蒋那条船虽然大些，但却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人民的船，虽然现在还小些，但是它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景铎同志和各位，你们起义是明智的，既为自己找出了一条光明的路，也帮助我们扩大了边区的回旋余地，对粉碎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意义非同小可。”礼堂里掌声雷动。

　　此后，还有个小小的插曲。欢迎大会后，毛主席又单独接见并宴请了胡景铎全家。那天毛主席亲热地抱着胡景铎刚满周岁的儿子胡希杰，逗他玩耍，不料这小子肚子一挺，就开始撒尿。竟然给毛主席尿了一腿。当时可吓坏了他的母亲。毛主席却笑着说：“莫紧张，莫紧张，我说小希杰吆，你这小子可真是大有希望的英雄豪杰，比蒋介石、胡宗南都有出息，敢在我毛泽东腿上撒尿呀！”小希杰却呵呵直笑，逗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主席笑得最为开心。胡希杰改革开放时期担任过陕西省交通厅长，后又担任了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他在一次乡党聚会时，给笔者讲述了这个父母讲述给他听的幸福而鲜为人知的故事。

　　横山起义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习仲勋同志在革命实践中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出色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这是横山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搭档情谊深

　　横山起义胜利完成后不久，即1946年冬季，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将近半年，西北地区的敌人也蠢蠢欲动。为了备战，党中央、毛主席派彭德怀和习仲勋从延安动身，渡过黄河，到山西离石县高家沟，召开陕甘宁晋绥高干会议，讨论五省联防和配合作战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贺龙、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此后，习仲勋同志和彭德怀、贺龙、林伯渠等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而昼夜操劳、奔波不止。他以后回忆说：“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一直到西北全部解放，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他是那样的谦虚，对彭总、贺龙同志充满了敬仰之情，而对自己的历史作用总是讲得很少。他最反对个人评功摆好，说：“西北的革命斗争史，是整个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1935年10月，是毛主席、党中央挽救了陕北根据地危机，才使全国革命走上高潮，直到胜利。”但他对革命的情谊却看得重于泰山。他在《彭总在西北战场》的长文中深情地写道：“回首当年，真是‘创业艰难百战多’，在漫长而困苦的年代里，我们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我们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在收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总，给我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