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为患者送光明

　　作为普陀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利群医院院长，张兴儒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很繁忙。而每年1次、为期10天左右的“慈善光明行”公益活动，从开始筹备到成行总要花上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为什么如此珍视这项公益活动？

　　张兴儒出身在兰州的一户普通人家，16岁考上兰州大学医学院。因为父亲早年多病，他立志当一名大夫。大学二年级时，自小对他爱护关怀的奶奶双目失明，晚年一直痛苦地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决心投身于眼科医学，要为像奶奶一样的病人除盲复明。

　　8年前，张兴儒在北京大学进修时，听一位西藏学者讲，当地百姓一生无医可求，慈善人士捐款造了医院，却大半年招不来一个医生。返沪后，张兴儒与医院领导商量，决定组成一支医疗队，前往川藏边界佐钦乡，开展以白内障复明手术为主的慈善医疗。大伙儿合计，就起“光明行”三个字，寓意助盲者重见光明。

　　边远地区留下善举

　　“慈善光明行”首次出征，来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佐钦乡。张兴儒等3位医务人员加上10位志愿者携带270多种医疗器械，分乘4辆车来到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没有手术室，临时搭建；没有手术床，木板钉制；没有无菌室，用消毒液加热熏蒸。他们的营地是简陋的木棚，睡铺则在泥地上用砖块垒起来。2天接诊108位患者，18台白内障复明术全部成功。

　　在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大山深处的曲玛丽大娘因白内障失明，儿子背着她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光明行”驻地医院，却发现预约名额已满。儿子擦着满头大汗，苦苦央求，不肯离去。张兴儒决定：“今天再加一台手术。”术后，曲玛丽一睁开眼，就搂着儿子不放：“没想到有生之年还可以再看看你！” 

　　在四川凉山越西县，男孩曲木伊哈先天失明。他的两个哥哥、父亲、祖父也都生活在黑暗中。父亲摸索着将曲木伊哈带到张兴儒面前。张兴儒问：“为什么不把另外两个孩子也带来？”这位父亲嗫嚅着说：“没钱坐车，我借了200块钱，带了最小的儿子来。”志愿者们纷纷拿出钱来，告诉他：“小儿子留在这里，你现在回家把另外两个孩子接来。” 

　　出发前签下“生死状”

　　参加“光明行”的医生，都是利用自己的年假，费用全部自理。每位志愿者出发前都要签一份被戏称为“生死状”的《“光明行”免责书》：“此次慈善活动所到之处地处偏远、荒凉，平均海拔4200米，具有一定风险，务必事先告诉家属……” 

　　“一切责任自负，没有组织承担，但我们有铁一样的纪律。”张兴儒说，除签“生死状”外，每位志愿者都会拿到一本小册子，分组、分工、行程等事无巨细全部清清楚楚地写在册子上。志愿者被分为门诊、手术室、病房、医技、术前预检、后勤保障、物流等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专人负责，并实行问责制。 

　　越来越多人请缨参加

　　“光明行”所需资金来源于张兴儒在北大的EMBA班学友和社会爱心人士捐赠。张兴儒坚持“光明行”不接受冠名和独家捐款，“每次行动有更多人参与进来，社会价值就会更大。”“光明行”采取预算制，每次行动前设定目标，然后募款；行动结束后，公布费用清单。“我们每年管钱的人都不同，有时是企业财务主管，有时是审计局领导，有时是法院法官。”有位企业家对张兴儒表示：“你如果按这种方式去做，我会一直追随到老。” 

　　8年来，“慈善光明行”志愿者医疗队一路跋山涉水，走过西藏雪域高原、阿尔泰山脚下新疆青河、甘肃甘南黄土高坡、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大山深处四川凉山、边陲小镇云南江川、黄河源头青海果洛……这支队伍也从首次出征的13人，到如今越来越多人主动请缨参加，有医学精英，也有民企老板、国企高管……   本报记者 郭剑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