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侄媳，邓在军在《海棠花前·绽放的记忆》（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中，以较大篇幅记述了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和亲切难忘的教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恩来总理的伟大人格力量和思想道德情操。本报选摘其中部分内容。

　　初见恩来伯伯

　　1955年5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

　　当时，西南军区撤销不久，我也从重庆经云南昆明调到了北京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离开昆明前，我接到尔均从重庆的来信，信中有句话让我有些莫名其妙：“你到北京后，应该去看看伯伯，看看总理。”对于信中的“总理”，我没反应过来，还以为是尔均写掉了字。到北京我才问清楚，他所说的伯伯和总理，就是国务院周恩来总理。

　　明白这一点后，我心里涌起一股幸福的暖流。这种幸福感，并非简单地来自女人的虚荣心。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尔均和周总理的关系，但初恋的幸福已经弄得我如痴如醉，只要能经常和尔均见面，我就别无所求了；没想到，他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侄儿。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威望极高，在我心目中，更是高不可攀。突然之间，我可能要成为他的侄媳，这份额外的惊喜，让我感到了命运之神对我的特殊恩宠。

　　果然，调到北京不久，我那天正在练功房练舞，突然接到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的电话，他说总理要见我，让我等着，他会来接我。

　　我的心就怦怦跳起来了。我赶快换了海魂衫，重新结好两条长辫子，梳洗打扮了一番。我猜想，总理派人来接我，这下可以坐一回小车了，我还从来没有坐过小卧车呢!接我的人来了，真的是“小车”，而且比一般的小卧车还小：是辆三轮车。

　　总理处派三轮车来接人，我非常惊讶，真的是总理派来的吗？会不会是个骗局？想来想去，又觉得这种骗局没有理由。走着瞧吧，我不再多想，坐上了三轮车。

　　中南海大门有当兵的站岗，通过门岗后，我的心放下来了。这里是过去的皇宫所在，又正是春夏之交的五月，琉璃飞檐，红花绿树，显得很有气派。这天阳光很好，花香扑鼻，可是，越往前走，我的心情越紧张，就像个临考前的小学生。我不知道前面等着我的是什么样的场面，也不知道见到周总理后该讲些什么。

　　西花厅终于到了。门前栽种有好些株秀美挺拔的海棠树，盛开的海棠花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绚丽，象征着这是一个无比美好的日子。

　　我从小就喜爱海棠，后来才知道，海棠花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四川又是海棠花最多的省份，自古以来就雅俗共赏，被誉为“花中神仙”。那天，突然看到这么多海棠花，又开得正艳，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快了许多，甚至隐隐有种“回家”的感觉。

　　让我意外的是，总理和七妈会在门口迎候我（按照周家的大排行，侄儿女辈通常称呼总理为“七伯”，邓颖超为“七妈”）。当时还没有电视，但从新闻纪录片上，我已经多次见过总理形象，因此一眼就认出来了。总理微笑着打量了我一下，连说：“好好好！”七妈很高兴，说：“我们一直在等你。”他们一下就让我感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我心里更加放松。

　　进屋后，他们让我坐进沙发。七妈一直对我笑眯眯的，问我多大啦，工作怎么样啊，高兴地问个不停。当听说我是独女时，七妈更乐了，说：“那你跟我一样，我们家我也是独女。”又扭头对总理说：“她是独女，我也是独女，而且都姓邓，好！”总理也特别高兴。我的心情也就越来越舒畅了。

　　可是，当问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是总理问的，他问到了我的家庭出身。以往想到出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因为是业务骨干，在文工团的环境里，也还没有因此受过罪。这会儿，我忽然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了。可是，我不能撒谎，只能老老实实回答，难过地吐出那两个很沉重的字：“地主”。

　　听到我的回答，总理似乎愣了一下，七妈的表情也有些变化。

　　注意到这种变化，我开始感到事情的严重性。陡然意识到，我的“出身”已经变得非常可怕，它可能是我和尔均之间的巨大障碍，甚至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时间我泄气地低下了脑袋。

　　周总理也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但他身为国家总理，在当时那个格外讲究出身成分的年代，我想，他内心里还是希望周家的后代能找个成分好的对象。我这个“地主”后代的出现，显然出乎他的意料。

　　总理很体贴人，看到我在发愣，他立即笑着“哦”了两声，很亲切地说：“没事，没关系，你不要有什么想法。人是没法选择家庭出身的。我也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但每个人的道路可以选择。我们都需要学习，需要改造。”

　　我抬起了头。我注意到，刚才总理说的是“‘我们’需要学习”，非常平等的口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也产生了一丝新的希望。

　　七妈也插话进来，进一步缓和了尴尬的局面：“孩子，你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为了你，我们特意加了一个菜。”

　　那会儿，我心里装满了佐料：苦辣酸甜全都有。不过，这顿饭吃得很香。记得的菜有伯伯爱吃的“狮子头”、梅干菜，还有一盆汤和一盘青菜。开饭时，七妈说：“今天请你吃二米饭。”我当时不懂什么是二米饭，一看有黄的，有白的，端上来一看，其实就是小米和大米。七妈说：“你们年轻，千万别忘了小米加步枪的战争时代。”二米饭不好吃，那盘梅干菜却非常合我口味。

　　临走，七妈笑眯眯地对我说：“孩子，常来玩儿，有什么需要的，就告诉我。”

　　一听这话，我心里踏实了。心想，“面试”过关了，以后还有机会再吃总理家的梅干菜。

　　当时，尔均还在重庆工作，我们只能“千里共婵娟”。星期天没事，我常往西花厅看望伯伯伯母。有个星期天，见面时总理又问起我最近的学习情况。我说正在学声乐，学西洋唱法。总理哦了一声，问跟谁学。我说先是跟林俊卿学，眼下在中央乐团，老师是邓映义。

　　总理提了个问题，把我问住了：“你知道什么叫西洋唱法？什么是民族唱法吗？”

　　我心里一下子慌了。当时我的音乐知识非常少，只知道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肯定不一样，但区别究竟在哪里，我还说不清楚。

　　总理大概没想到我会表现得尴尬，他微微一笑，用心地给我解释说：“西洋唱法主要是源于欧洲，西洋唱法也是他们的民族唱法。他们的发声和运气方法很科学，值得学习。我们说的民族唱法，是源于中国的土壤，也有它的科学性，比如说王昆、郭兰英，就是用我们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歌唱演员，还有我们的国粹京剧演员，发声的位置与西方不一样，这有我们自己的传统，也很好，也有它的科学性。我们要洋为中用，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充实自己。但不能生搬硬套，学走了样，把自己好的东西也丢掉。”之后，总理和七妈还不止一次地让卫士给我送来一些艺术方面的书籍和政治理论书籍，我也开始注意加强自身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