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生活鲜有诗意的，至少中国当下的农村还无法做到。但是，未必不能期望一种诗意的农民生活出现，即使把它当做梦想。

　　因为陪侍父母，这个夏天我数次回到乡下的老家，累计达一个月左右。坐在家中，已不习惯闲谈家长里短，只好读几册闲书。印象最好的是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一个强烈印象掠过脑际：这是东方的梭罗。而《蚯蚓的梦呓》里那带着自叙传色彩的讲述，简直使我难以抑制神往之情，恨不得跑到日本去，看看东京近郊那个叫“粕谷”的地方，那个千岁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否还保存着他当年居住过的茅舍，栽植的花草，耕种过的土地，锅铲掉进去花了好久才捞上来的水井。

　　粕谷位于东京近郊，距东京仅三里（约合十二公里），是个依赖东京而生存的村子。那时的东京，已是一个二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城市生活像大海潮汐般激荡着这个村庄，逐渐改变着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村民们学着东京用起了煤气，木柴需要量减少了，大片的杂木林山地开辟成了麦田，路旁的栎树、楢树等树木也被砍伐、挖掘，最具武藏野特色的杂木林山丘日益减少。但尽管如此，粕谷的千岁村当然还是一个农村，一个保留着农村所有韵味的村庄，阡陌纵横，沟渠缓流，土马路动辄尘土飞扬，一户一户人家散落在田边、路旁、小树林中，有的还简直与坟墓为邻。

　　“要是有个家，最好是草屋。更希望有一小块地，能自由耕种。”芦花很久就有这样的想法，大概与他曾经有过的乡村生活，包括住过草房的经历有关。他说从前住在熊本县郊外的时候，一直是住在草屋里，春雨沿着草屋滴着淅沥不绝的雨点，那种情韵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可是，为了防止火灾，东京严禁建草房，意味着想住草房，只有去乡下。他从托尔斯泰乡居的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回国后，立刻想在乡村找个地方居住，并把想法告诉了一个前辈牧师。牧师给他推介了玉川，说那附近有一个千岁村。他对玉川一无所知，更不知那里有一个千岁村，但莫名其妙的是，竟然动心了。在和妻子费了一番周折（为了走路，妻子的脚都磨破了），仿佛探险般走进千岁村之后，小河，小河边上装着玻璃拉门的小草房，挂满了红叶的满天星树木，还有掩藏在桑树林中的小小的木板房教堂，一切竟那么合他们的意。考察完毕，晚秋的太阳已向甲州的山峦倾斜，武藏野傍晚刺骨的寒风，吹得道旁花草摇曳。夫妇二人沿着田野的道路，拖着疲乏的双脚，在暮鸦的啼叫声中，朝甲州街道走去。

　　德富芦花清晰地知道，自己住到村里，是为了满足某种情结，并非要做一个地道的农民，充其量是做一个“理想式农民”（有人译为“假农民”）。他说：“我坦白，我难以成为一个彻底的村民。这是我的本性。也就是说，不管在东京还是在乡下，我始终是个游子、旅行者和旁观者。”游子、旅行者、旁观者，这可能就是与真农民或“现实农民”的本质区别。从他的描述中可知，“理想式农民”应具备三方面特点，第一，不以劳动为生，干农活只是偶一为之。第二，喜欢读书，把读书当成很大的事。第三，有选择地参加农民的各种活动，但显得很笨拙。他说，理想式农民和真正的农民合不来，雇了一个帮工，不到半年就跑了。他也参加村里的红白喜事，但村里的集会很少参加。他说，刚来村里，种那些不合当地水土的洋葱，还把芝麻倒着吊，把山芋苗竖插到土里，撒到地里的种子也大部分不出苗。这些笨拙的举动引起不少善意的嘲笑。他说，偶尔挑一挑粪桶，肩膀就会肿起来。只要稍微一停止劳动，手就会变得白嫩。唉，总之，他只是一个“假农民”或“理想式农民”。

　　但是，我十分迷恋这种带着浓厚理想色彩的乡居生活。如果没有太多非做不可的强制性体力劳动，换句话说，如果不用为了生存而去做那些体力难支乃至具有一定危险的事情，诸如雷暴天气在水田插秧，天黑了还要佝偻在稻田收割，老实说，乡间的生活，也并不完全叫人难以忍受。厌倦了城市生活，不妨学学德富芦花，做几年假农民或“理想式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