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学习中国历史

　　在包弼德和柯伟林学生时代刚开始接触中国历史时，这个问题的答案与现在显然是大相径庭。包弼德从高中时就对中国产生了兴趣。“那是60年代，中美尚未建交，我先是对美国政治特别感兴趣，从这个角度我又发现美国对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简直一无所知。那时中国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我当时也觉得这是好事，觉得这可以给人民的福祉带来实质的改变。所以我开始学习中国，先从中文学起。”包弼德说。 

　　那时候美国的中文课非常少，但在高中第三年的暑假，包弼德终于找到一个为高中生开设的中文班进行了一个夏天的启蒙学习。到了高中第四年，他又到大学去旁听中文课，中文突飞猛进。大学时期，包弼德随家人迁居荷兰，在那里他完成了中国语言和历史专业的本科学习。为了能近距离接触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大学毕业后包弼德去了台湾。“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要去那里学习不太可能。”包弼德说。

　　在台湾他经人介绍开始跟随传奇国学大师爱新觉罗·毓鋆学习国学，毓鋆不开公课，只在家中设私塾，述而不作，一生门徒无数，不乏现今叱咤学界的大学问家。在毓鋆的课上，包弼德获得了中式传统教育。“要说文化冲突，那时候可能也有，但我沉浸在全中文环境中专心学习国学，高兴还来不及，根本不记得有哪些文化冲突。”包弼德说。 

　　从台湾学习四年归来后，包弼德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1985年来到哈佛任教。在这里他遇到了柯伟林。 

　　原本以欧洲史为专业的柯伟林开始钻研中国历史，除了因为赶上尼克松访华引起的中国热之外，与他在求学期间受到的众多名师启迪有直接关系。在达特茅斯大学读书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当时在达特茅斯教中国历史的梅兆赞（Jonathan Mirsky他后来成为著名记者）为了实地考察研究这场正在中国进行的运动，从香港租了一条小船，试图登陆内地，中途遇到中方巡逻艇拦截，梅兆赞掏出怀揣的红宝书对船上的人大声喊话：“毛主席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然后跳到水中向巡逻艇游去，希望艇上的人能带他去内地。巡逻艇却开走了，梅兆赞游水登陆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直到1972年才应邀随美国学者访问团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的那种实地研究中国的热情对我影响深远。”柯伟林说。 

　　除了梅兆赞，柯伟林在达特茅斯时还曾选过华裔学者李欧梵的中国文化课，读大学三年级时，他到卫斯理女子学院选课，又遇上精通中国史的学者柯文（Paul Cohen）。“达特茅斯男生居多，卫斯理是女子学院，我当时去那选课本是为了认识女孩，没想到认识了大师。”柯伟林回忆说。

　　等他到哈佛读博士时，柯伟林又有幸成了费正清门下的最后一名博士生。“费正清是个非常棒的老师，很知道如何说服人，他教我如何用中文进行中国历史的研究，当然我也得为此苦学中文。”柯伟林告诉记者。博士毕业，柯伟林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开始教中国史，当时已经进入80年代，中国的国际化、现代化的过程成为柯伟林的研究重点。 

　　误解也包括中国人自己

　　虽然仍然对老师充满崇拜，可柯伟林也不讳言，如今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与费正清的时代已很不相同。“费正清的关注点一直在为什么中国落后于西方？”柯伟林说。现在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世界强国，其经济的自由度甚至超过西欧，而在“大跃进时代”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其实减缓了中国走向强盛的脚步。 

　　所以在现在的中国历史课上，包弼德和柯伟林的一个任务就是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国理解的误区。比如讲到大禹治水时，包弼德将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拿出来与之对比，“我刚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时，人们认为中国人习惯顺应自然，而西方人勇于征服自然。但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的区别正是人在自然面前消极和积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从大禹治水到今天的三峡工程，中国人其实自古就是相信人定胜天”。他说。 

　　讲到兵马俑，包弼德指出这些秦俑虽然个头身材装束都很统一，但仔细看胡须和发型各有不同，其实是在高度整齐划一之下维持着某种个人特征。“西方倾向于认为中国是比较整齐划一的……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看待中国的一大误区”。 

　　到了近代史部分，柯伟林说到很多西方人认为中美建交之前中国固步自封，他认为其实中国历史上大部分一直积极参与全球交流，很多时候甚至是这种交流的中心。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与美国互不往来的时候，中国也一直在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频繁互动，借此建立其工业化经济和国际关系网。“中国唯一真正封闭的时期就是1960到1972年这段时间，这是段非常危险的时间，但在整个历史中，它显得很短暂。可以说，中国一直在走一条国际化的道路”。 

　　而在两位教授的眼中，对中国有误解的不只是西方人，也包括中国人自己。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求同存异

　　两位教授都认同，当今的中国人赶上了这个国家的好时候。他们认为，当今的中国如果可以反观历史，找到可能导致倒退的危险因素并及时化险为夷，中国的前途定是不可限量的。包弼德说，中国当代的很多事件，比如五六十年代的土改和破四旧，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同理，“当代中国面临的挑战也并非当代独有的”。邓小平时代，包弼德曾经让学生在课堂练习中把自己想像成邓的顾问，以史为鉴进言。 

　　在对外关系上，柯伟林认为：“从1979年到今天，中国的繁荣和兴盛很大程度归功于一个和平的环境，现在中国的一大任务应当是保持这种和平。” 

　　中国除了与自身发展的过去有诸多相似之处，两位教授也认为，她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同远远大于异，“任何成熟的大型国家在管理上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关注自己的独特之处，也要去考虑如何更灵活地找到与别人的共同点，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包弼德表示。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