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堂钱老师的“无倦苦斋”，珍护赵撝叔、黄牧甫、吴昌硕的刻印均逾百，称雄当世。

　　钱老师收藏黄牧甫印章，始于六十年代初期。一下子从广州收到一百四十九方。一位黄文宽先生从那里送出，分二批寄到上海。钱老师也始终没有弄清，这些印章是黄先生的自藏，还是专门为之收得的。全部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上了蜡。这倒有点弄巧成拙了，边款都嵌满了蜡，还影响了印面。钱老师命我清洗，费了好多时间，小心翼翼地用软刷、汽油去蜡。可见那位黄先生不太内行。

　　清洗以后，老师命我钤拓一份欣赏。有趣的是，二批印章中，都有印面和边款相同的“人生识字忧患始”。见图一和图二。老师当时莫衷一是，和潞渊叶丈反复研究之。后来把二印钤盖在透明薄纸上，覆盖在黄少牧编辑的《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下集第百三页上刊载的印影上，认定图一为真迹。现在此印藏桐乡“君匋艺术院”。

　　当时，我二十不到，加上资质愚钝，完全没有能力去辨别真伪。现在年齿稍长，佩服老师和潞丈的法眼。的确，图一神采奕奕，别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也佩服伪印的制作者，其对黟山的研究，远远在吾侪之上。曾听去疾方老师说过，旧时广州有一位汪姓者，专做黄牧甫印章，几可乱真，民国广州市长吃进过二百余方。

　　“人生识字忧患始”，未署创作年月，拙见，大约是黄氏四十五岁以后的作品。

　　黄氏初涉刻印时，取法较乱，基本上是学浙派的。一九八三年我初访其家乡黄村和南屏村时，在其外孙叶玉宽先生处，见到了黄氏早期的习作。黄氏早年，还创作过《心经印谱》，风格颇为庞杂。后来，他又学过邓完白、吴让之。且对让翁深有研究。渐趋成熟的阶段，师法吴让之的作品极具魅力。图三的“许镛印信”是其三十四岁时所作。方去疾老师在《明清篆刻流派印谱》的初版本中，日本人小林斗庵在《中国篆刻丛刊》吴让之卷中，都错误地认定它是吴让之作品。是徵黄氏在吴让之研究上的深度。黄氏四十以后，就白文而言，其对赵撝叔和汉印的研究渐入佳境。图四的“稷山金石文字”和图五的“苏若瑚印”是其四十三岁时所作，已经极为成熟，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面目。

　　就印面风格而言，“人生识字忧患始”和图四图五的二印很接近。不过，其在四十以后，边款“牧”字的刻法发生了变化。原先，反文的最后一捺，是翻转印石运刀，造成一捺的光面在上，毛面朝下。后来，运刀的方向发生变化，不翻转印石，一捺自右下向左上走刀，光面在下，毛面朝上。

　　图六分别是其四十一岁时“祗雅楼印”，四十二岁时“若瑚”的边拓。“牧”的反文的左后一捺，光面在上，毛面朝下。

　　图七分别是其四十五岁时“简园客”，四十六岁时“性腴言事”和四十七岁时“不自嫌斋”的边拓。“牧”的一捺，光面在下，毛面朝上。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其四十一岁时也有光面在下的，如“曾作歇浦寓公”的边款。但是罕见。而黄氏中、晚年的边款中，就几乎没有光面在上的一捺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七文字，写法极普通，除了“识”从金文衍来，略有些特别，边款说明从《缪篆分韵》中查得。那时的工具书，大概也就《说文解字》《汉印分韵》《缪篆分韵》等有限的几种而已。尤其是金文，缺少权威的工具书。时代的局限，没有办法。但是，黄牧甫用字，往往极平常普通，极朴素，效果却是惊心动魄的。这就是大师风范。“始”的女旁的脚作三角状，源于汉印，黄氏喜欢这样的写法。这七个字的经营，即有赵撝叔留红的妙处，又直追汉印，含蓄中透着犀利，从容中呈现高古。

　　曾有人问我，赵撝叔和黄牧甫，孰高孰低。我以为，他们都是大师，都是超一流的，都是各自时代的杰出代表。硬要瞎比，那就是“关公战秦琼”了。不过，赵撝叔自刻闲章有“汉后隋前有此人”，大有自知之明。黄牧甫则志在先秦，好像没有一瞥两汉以后的兴趣。而且由于晚清出土铜器的涌现，其对金文款识深有研究，赵氏则由于资料的局限，不及黄氏有利。仅就运刀而言，黄氏以轻行取势而具扛鼎之力，同光以来一人而已。以“人生识字忧患始”证之，也许会有朋友拊掌击节，同意愚者之一得吧！

　　（限于版面，本文例图略有缩小，读者可参阅原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