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平时出门，手里总要拿点什么。抗战时期去学校，有钱的同学，男生拎一个小皮箱，里面放书籍文具；女生则是素布的书包，袋口是两片木质的把手。我们贫困学生，用的是书包带，一根两指宽的帆布带，一米来长，头上有一只铁皮做的扣子，把书叠成一摞，用带子扎成十字形，弯进扣子抽紧即成，铅笔盒则夹在其中。到了中学，人大了，有了虚荣心，省下零用钱，到南京东路中央商场，去买黄色帆布挎包，那是美国陆军的剩余物资，便宜得很，上学就单肩挂在肩头。

　　解放之后，为了追求进步，脱下长衫不穿，缠着家长去福建路成衣铺买学生装。那时，上海学联发行一种红色布面的小笔记簿，正中是黑色书写体“学习”二字，走到哪里，手上是一定拿着的。隔了一段时间，革命文艺书籍大量印行，于是出门时手上就夹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远了莫斯科的地方》《海鸥》等等，书是时时调换的，无非是表示自己爱好文艺，想成为文学青年。

　　幼稚的头脑，在“文革”中终于撞上了坚硬的铁拳，爱好文艺就是修正主义苗子。从此出门小心翼翼，除了红宝书之外，什么也不敢拿了。但未被冲击的人，还是开开心心生活。并不看书的女士们，天性爱美，出门手里依然要拿些什么。那时最要好的朋友是阿尔巴尼亚，他们出的画报，不仅红红绿绿，还有抹煞不了的外国情调，于是女士们上街，手里总拿一本画报作为点缀，并暗示着自己的向往之情。

　　等到“四人帮”倒台，西风东渐，书与画报早已摆不上台面，卖蛋的阿姨，右手四只戒指，左手也四只戒指，这是市井阶层；时髦的是手上拎四喇叭，不管白天黑夜，走到哪里响到哪里；接着是BB机，再就是大哥大了，又黑又重，正是一种身价的体现。

　　时光荏苒，社会风情瞬息万变。早几年流行嬉皮士，出门背大旅行袋，手拿一瓶矿泉水，一副风尘仆仆、浪迹天涯的模样；后来是手机通行，现在连小学生也出门必拿平板电脑了。那天我同刺猬诗人送发稼先生回家，从虹桥机场出来，坐上地铁，不久对面座位上陆续坐了六位年轻乘客，每人手上一只手机，低头操作，旁若无人；再看其他座位，情况也是如此。这正是当前人们感情稀薄的写照。

　　手拿书报的人还有么？上月在闸北公园一隅，见到一位女士，戴副墨镜，膝上摊着笔记本电脑，手上拿一份文艺报，那景象确实夺人眼球，但我却吓得快步离去，诧异这半个世纪以前的玩意，何以如今还未泯灭？这使我想起亡友田地的一首“自嘲诗”来——

　　腰里挂一只死鼠/混充打猎的。裤带吊一串钥匙/混充当家的。瞳孔抹一片脂粉/混充漂亮的。头顶画一圈光环/混充不朽的。

　　而我自己呢？

　　胸前插一支没有多少墨水的钢笔，混充写诗的。